“六四”21周年到了。21这个数字太平淡，也许一般媒体不会对今年的“六四”有多少关注。更有不少人说，“六四”已经很久远了，对当今中国现实的影响已经很小很小了。不对，完全不对。正相反，时间使邪恶增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六四”的罪恶及其影响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在21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六四”把中国推向深渊，也把世界推向危险的边缘。
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就撒手西归；紧接着，华国锋下令逮捕“四人帮”，毛时代从此画上句号。我们可以猜想，如果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邓小平就死了，中国政局也很可能会发生巨变。事实却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长寿，他在“六四”后又活了8年。8年的时间足以巩固“六四”造成的权力格局，再加上江泽民、胡锦涛都是由邓一手指定，21年下来，所谓“中国模式”基本定型。如果说“六四”把中国引向错误的道路，那么到今天，中共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了，积重难返。
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初，我曾写过一篇长文《评邓》。文中讲到：“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乍一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一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我这里讲到了“六四”后中国的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共产党先是以革命的名义灭私充公，把全体人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公产，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共产党官员们自己的私产。另一大特点就是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空前的蹂躏。“六四”不只是杀害人的肉体，而且还杀害了人们对良心对人性的信念。
邓后又过去13年，如今的中国，上述两大特点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有目共睹，自不待言。然而相当诡异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却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个中缘由，我曾在《屠杀与奇迹》等文章里有所说明，此处不赘。我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中共采取了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手段，而又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成就，因此，一方面，中共变得比以往更自信更骄横，更迷信强权，更蔑视正义；另一方面，他们也变得比以往更脆弱更心虚，更害怕民主，更害怕人民。指望这样的政权自我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在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大背景下，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认真解决例如贫富悬殊、官民冲突等一系列重大矛盾，而要掩盖或转移这种种矛盾，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煽动起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
应该看到，霸权主义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演变趋势。对于这个社会中那些恃强凌弱的权势者而言，称霸世界无非是其意志的自然延伸，所以有的是信奉者；对于那些虽然不属于权贵、但也失去了正义感而接受了弱肉强食哲学的普通人而言，霸权主义可以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的自大”的虚幻满足，故而也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尽人皆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本来就蕴含着霸权主义指向。如果说14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还讲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那么到了去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同一批作者就公开宣称“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了”。该书作者之一宋强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一个霸权国家，要么成为一个被遗弃的国家。”这话简直是希特勒那句话“德意志要么成为世界强权，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翻版或抄袭。不要低估这两本书的意义，因为它们揭示出霸权主义思想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
说来简直很荒谬，自由的人们怎能在拥有极大优势的情况下陷入盲目的乐观与愚蠢的短视，掉以轻心，居然坐视一个本来已陷入重重困境的专制强权的崛起？这实在太不应该了。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一切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改变，从现在开始。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06/06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