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不应被遗忘的那些年

几个月前,接到潘公凯的邮件,希望我能够为他的书:《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中文版写一篇序。在过去差不多十年,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为朋友的著作写序后的邀约,但是这一次,当我把书稿从头到尾读完之后,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甚至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推荐这本书感到幸运。

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英文版在2008年已经出版,书中都是潘公凯从2000年到2008年初,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北京常驻时,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经历的一些事件。里面有维权律师,有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有中国共产党官员,有民营企业家,从不同的纬度,展现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和 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下的中国。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08年读他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时,并没有太多感触,因为书中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我的采访对象,书中的那些事件,很多我也参与了报导,一切在我看来,太过稀松平常。

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英文版在2008年已经出版,书中都是潘公凯从2000年到2008年初,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北京常驻时,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经历的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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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闾丘露薇说:“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英文版在2008年已经出版,书中都是潘公凯从2000年到2008年初,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北京常驻时,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经历的一些事件。”

只是,十年之后,当我重新读完这本书,重温了书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之后,我终于懂得了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它纪录了一段,虽然面对无数打压,但是人们依然充满希望、热情和勇气去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过程。这段进程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曾经有过的这段历史,而即便是亲身经历了和听闻了这些变革,当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也早就面目模糊。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说:"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反映社会现实是作家的职责,所以两位作家所所的并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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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说:”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反映社会现实是作家的职责,所以两位作家所做的并不违法。”

当《中国农民调查》的两名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遭到官员起诉,为他们辩护的律师浦志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要求法官依据法律,而不是顺从上级来进行判案,呼吁法官要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在这本书中,详细纪录了整个庭审过程。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场景。首先,类似的独立调查报告不仅不可能在民间展开,也不会有出版社出版,即便是官方媒体的记者,报导一直被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财经题材,也会惹上官司;其次,当年能够在法庭上陈词的维权律师们,有的被吊销执业资格,有的则被关进了监狱。

因为制作劳教制度的节目,我采访过浦志强。当劳教制度终于被废除之后,他被媒体视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很多媒体,包括我自己的眼中,他是一个懂政治,也讲技巧的律师,也因此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但是,这样的策略,最终并没有为他争取到更多的空间。以言论自由为奋斗原则的浦志强,结果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言论而在2015年被控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胡杰1958年生;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后从事独立纪录片拍摄。1995年拍摄《圆明圆的画家生活》;主要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我虽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星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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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胡杰1958年生;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后从事独立纪录片拍摄。1995年拍摄《圆明圆的画家生活》;主要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我虽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星火》等。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现在再来重温书中关于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的描述自然特别唏嘘。 200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在广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事件的报导,引起轰动。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不满,一些法律学者上书人大,最终推动了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整个过程,开始出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并且在之后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订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这份报纸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击报复而遭遇牢狱之灾后,所幸当年,舆论的哗然最终使得局势出现了逆转。

这让我想到十年后的《南方周末》事件,南周的一些采编人员抗议新年献词遭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干预。尽管事件也得到了公众的呼应,甚至在报社门口出现了举牌示威的人群,最终事件并没有向着采编人员和公众的期待方向发展,相反,报社的编辑自主权被大大削减。而这并不仅仅是南方系媒体面对的现实,从我自己,到身边不少曾经的媒体同行,都已经放弃了坚守这个我们发自内心热爱的行业,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领域,延续理想。

《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说:"我喜欢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与价值观,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与《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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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说:”我喜欢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与价值观,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与《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们一起。

当然,书中的一些人,十年之后,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工人群体,如果说十多年前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安全的问题,那现在,他们依然面对的是被资本剥削的常态。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富豪们,如果他们的官商勾结的对象没有出现问题,这依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是听朋友提起,才知道,这本书出现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不出所料,出现在香港所剩不多的独立书店,田园书店的摊位。在过去的十年,香港的媒体和出版业也在变化之中。除了和全球一样,因为市场的原因而出现的萎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原因。

红色资本的流入和垄断,不断挤压独立媒体和独立出版社,独立书店的份额;而铜锣湾书店事件,则产生了寒蝉效应,让出版业以及书店业者开始了自我审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和中国有关的政治书籍,仅管在我看来,这本书只是忠实的记录了当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而已,但是今时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一本出版物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那这本出版物本身,就显然不合时宜,很有可能为止惹来麻烦。而在这本书中,曾经在中国媒体上属于被正面报导的人物,此时已经变成了敏感词,比如流亡到美国的盲人律师陈光诚。

根据中国政府报告,每年在矿难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泽东的阴影》一书作者潘公凯在安源煤矿下井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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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ption根据中国政府报告,每年在矿难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泽东的阴影》一书作者潘公凯在安源煤矿下井采访。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整个中文媒体世界,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让我相当惊讶的,因为在过往,这样的一本对于了解中国依然重要的书,至少能够吸引多一点点香港媒体的眼光。当我看着网络上的搜索结果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因为这本书,还有书里面的那些人和事,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记忆是如此的脆弱,遗忘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就连我自己,如果不是重新看了这本书,很多的细节,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清晰了,甚至把一些人和时间混淆了起来而不自知,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记忆。

文字是如此的重要,记录是如此的重要,同样阅读也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没有文字,没有这本书,人们无从了解现在的中国,是如何从过去走来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距离自己并不是太遥远的中国,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不知道有那么些年,有多少人充满了希望,参与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之中。

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去阅读,去了解,去重启对当年的记忆,那么对于不远的过去,依然是一篇无知。一些人忘记了曾经有过谷歌的日子,一些人会认为,翻墙是理所当然,甚至会有一些人认为,何必翻墙,现在的自己,不是已经拥有了所有。

转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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