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我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老先生面晤，我以为会遇上一个硬生生且油盐不尽的铁杆“毛左”，我之前在同学群、在朋友圈遇到那种“左得出奇”的人真是不少，以至于我对王大宾先生早已意识形态标签化。
事实上，作为一个“大事代”的过来人，王大宾内心比我们更清楚历史的真相，尽管他竭力要淡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但面对现实，他对宪政民主的支持，却也是确定无疑的。
彭伟先生有都江堰“小旋风”的美称，曾担任过成都市都江堰政协领导，他既是我和笑蜀先生的朋友、王大宾的远亲近邻，也是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聂元梓、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老相识，他的豪爽使他左右逢缘，他曾问那几位学生领袖，如果文革再来一次，你们将作何选择？他们差不多都这样回答：过去的事，无法选择，也不后悔，再来一次，不–来–了！
不–来–了，其实也是后悔，只是若纠结于此，就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的人性本质上也高尚不到哪去，基督教认为这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时代，就可能成为王大宾；如果在体制内投机有方，如鱼得水，也可能成为徐才厚和周永康那样的“国妖”（引官语）。千万别低估了自己的邪气，搞抬你的圣洁。
我们是一个喜好斗争，不易宽恕的民族，连“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么优美的语境背后，也蕴藏着深刻的斗争哲学乃至暗藏杀机。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内斗、宫斗和家族纷争，朝政更潜时，更是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但论其暴虐，怎么也赶不上阶级斗争带给中国社会的灾祸那么巨大， 几乎是到了六亲不认、朋友相奸，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地步。
今天左派对于文革的反思，虽然仍很暧昧羞怯，但面对世界既定的文明格局，差不多都是“不–来–了”的态度，即使那个几叫得凶的所谓左派学者，诸如张宏良、孔庆东和司马南，剥开画皮，仍是超现实主义者。张宏良的原教旨主义味道虽然稍浓，但其向民主民生方面的改良意识却是与日俱增；北大的孔庆东在经历“三妈风波”和薄熙来事件后，差不多过起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司马南从“夹头元年”算起，这位逢美必反的爱国斗士，差不多都快成了“中美友好使者”……至于他们文化大旗下的那些虾兵蟹将，在经历互联网轮翻启蒙和历史真相下的“反洗脑”后，除了神经质的顽梗者，大都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今天的右派已非30年前的右派，经历国家经济高成长的发展时期后，物质的丰富和权力、生态与精神的崩溃，使他们更加认定了民主宪政之于国民的意义，坚定对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建设；而今天的左派也非30年前左派，东欧的崩坍和互联网时代所透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他们对乌托邦狂热不止的心渐渐冷淡下来，他们中的菁英也在探索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意义，真正装睡不醒的人，越来越少。
在这方面，文革“五大学生领袖”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嬗变，就称得上“两头真”的范例。这使我们对左右合力，共同助推中国社会转型看到了微弱的却也是闪烁的光亮，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寻找中国社会左右合力的解药？
以往中国左右两派差不多都是以网为界，泾渭分明，一言不和便群起攻之，从微信、微博、QQ一直骂到Facebook和Twitter，锐烈时更是“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但随着历史人物回忆录的出版、自媒体的崛起，门户网站和公众平台以文会友机会的增多，部分微信群、QQ群的左右合流、自由辩论，公民视野得以提升，人权价值得到普遍认同，左右两派正从过去单纯的对抗转向价值观合宜的搏弈。
对抗和搏弈是不同的，对抗会抛弃所有求同存异的东西，唯我独尊，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搏弈则是价值观的取舍完全取决于公众自我评判、自我消化和自我接受——价值观的互相渗透、混杂，进而取长补短就势成必然。搏弈的结果，是获得一个更趋稳定的社会基本盘和公民共识圈。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彼此之间的认知，差不多都还停留在五年前或十年前的水平，对抗只会产生心理学上的“驱逐意识”，老死不相往来与中国文化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伦理首尾照应，形成水火不溶的“零和游戏”。
汉娜·阿特伦在耶路撒冷经历犹太大屠杀刽子手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平庸的恶”观点，阿特伦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但她也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左右两派的对仗，何不可称为“平庸意识”呢，中国社会一直徘徊在现实主义的旷野上，找不到突破的方向，很大原因就是左右各自为阵，却又痴妄把利益集团拉向自己一边……这样的“平庸意识”，极大地延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增大了社会转型的代价，若久分不合，也可能使中国社会忽影忽闪的转型希望功亏一篑。
很显然，惟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与菁英所倡导的社会值观合力共振，主导社会改变的力量才可能传出宏钟大釜的声音，但前提取决于右翼菁英主义与左翼平民主义在中国十字路口的妥协与合流，这既是共同的战略之举，更是战术应用。
这世界没有灵丹妙药，但上帝既然把公义、良知和爱种植人心，就能够形成超越左右立场的公共普世法则，这是分化、瓦解并冲破利益集团特权的关键一环，我们应当明白：倘若利益集团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就将丧失怠尽。
难怪有人说，国家走一段弯路，意味个人付出的就是一生。今天，中国社会又走历史的紧要关头，左右的分合，近乎是赌一场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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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寻找中国社会左右合力的解药
上月，我与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老先生面晤，我以为会遇上一个硬生生且油盐不尽的铁杆“毛左”，我之前在同学群、在朋友圈遇到那种“左得出奇”的人真是不少，以至于我对王大宾先生早已意识形态标签化。
事实上，作为一个“大事代”的过来人，王大宾内心比我们更清楚历史的真相，尽管他竭力要淡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但面对现实，他对宪政民主的支持，却也是确定无疑的。
彭伟先生有都江堰“小旋风”的美称，曾担任过成都市都江堰政协领导，他既是我和笑蜀先生的朋友、王大宾的远亲近邻，也是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聂元梓、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老相识，他的豪爽使他左右逢缘，他曾问那几位学生领袖，如果文革再来一次，你们将作何选择？他们差不多都这样回答：过去的事，无法选择，也不后悔，再来一次，不–来–了！
不–来–了，其实也是后悔，只是若纠结于此，就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的人性本质上也高尚不到哪去，基督教认为这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时代，就可能成为王大宾；如果在体制内投机有方，如鱼得水，也可能成为徐才厚和周永康那样的“国妖”（引官语）。千万别低估了自己的邪气，搞抬你的圣洁。
我们是一个喜好斗争，不易宽恕的民族，连“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么优美的语境背后，也蕴藏着深刻的斗争哲学乃至暗藏杀机。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内斗、宫斗和家族纷争，朝政更潜时，更是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但论其暴虐，怎么也赶不上阶级斗争带给中国社会的灾祸那么巨大， 几乎是到了六亲不认、朋友相奸，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地步。
今天左派对于文革的反思，虽然仍很暧昧羞怯，但面对世界既定的文明格局，差不多都是“不–来–了”的态度，即使那个几叫得凶的所谓左派学者，诸如张宏良、孔庆东和司马南，剥开画皮，仍是超现实主义者。张宏良的原教旨主义味道虽然稍浓，但其向民主民生方面的改良意识却是与日俱增；北大的孔庆东在经历“三妈风波”和薄熙来事件后，差不多过起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生活；司马南从“夹头元年”算起，这位逢美必反的爱国斗士，差不多都快成了“中美友好使者”……至于他们文化大旗下的那些虾兵蟹将，在经历互联网轮翻启蒙和历史真相下的“反洗脑”后，除了神经质的顽梗者，大都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今天的右派已非30年前的右派，经历国家经济高成长的发展时期后，物质的丰富和权力、生态与精神的崩溃，使他们更加认定了民主宪政之于国民的意义，坚定对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建设；而今天的左派也非30年前左派，东欧的崩坍和互联网时代所透析的历史虚无主义，使他们对乌托邦狂热不止的心渐渐冷淡下来，他们中的菁英也在探索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意义，真正装睡不醒的人，越来越少。
在这方面，文革“五大学生领袖”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嬗变，就称得上“两头真”的范例。这使我们对左右合力，共同助推中国社会转型看到了微弱的却也是闪烁的光亮，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寻找中国社会左右合力的解药？
以往中国左右两派差不多都是以网为界，泾渭分明，一言不和便群起攻之，从微信、微博、QQ一直骂到Facebook和Twitter，锐烈时更是“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但随着历史人物回忆录的出版、自媒体的崛起，门户网站和公众平台以文会友机会的增多，部分微信群、QQ群的左右合流、自由辩论，公民视野得以提升，人权价值得到普遍认同，左右两派正从过去单纯的对抗转向价值观合宜的搏弈。
对抗和搏弈是不同的，对抗会抛弃所有求同存异的东西，唯我独尊，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搏弈则是价值观的取舍完全取决于公众自我评判、自我消化和自我接受——价值观的互相渗透、混杂，进而取长补短就势成必然。搏弈的结果，是获得一个更趋稳定的社会基本盘和公民共识圈。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彼此之间的认知，差不多都还停留在五年前或十年前的水平，对抗只会产生心理学上的“驱逐意识”，老死不相往来与中国文化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伦理首尾照应，形成水火不溶的“零和游戏”。
汉娜·阿特伦在耶路撒冷经历犹太大屠杀刽子手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平庸的恶”观点，阿特伦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但她也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左右两派的对仗，何不可称为“平庸意识”呢，中国社会一直徘徊在现实主义的旷野上，找不到突破的方向，很大原因就是左右各自为阵，却又痴妄把利益集团拉向自己一边……这样的“平庸意识”，极大地延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增大了社会转型的代价，若久分不合，也可能使中国社会忽影忽闪的转型希望功亏一篑。
很显然，惟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与菁英所倡导的社会值观合力共振，主导社会改变的力量才可能传出宏钟大釜的声音，但前提取决于右翼菁英主义与左翼平民主义在中国十字路口的妥协与合流，这既是共同的战略之举，更是战术应用。
这世界没有灵丹妙药，但上帝既然把公义、良知和爱种植人心，就能够形成超越左右立场的公共普世法则，这是分化、瓦解并冲破利益集团特权的关键一环，我们应当明白：倘若利益集团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就将丧失怠尽。
难怪有人说，国家走一段弯路，意味个人付出的就是一生。今天，中国社会又走历史的紧要关头，左右的分合，近乎是赌一场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