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 ： 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之死和社会救助背后的无事悲剧

49天死亡20人，不是人命有多贱，而是这些查找不到亲人的“无名氏”，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人”，而是赚钱的道具。

鲁迅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让鲁迅意想不到的是，如今中国人的想象力在“谋财害命”这个层面也能如此跃进，经常向这个社会已经千疮百孔的德性，再狠狠地扔一个石头。

无奈，我们太没有记性，嚷嚷两天又忘了。

2016年8月8日，15岁自闭症少年雷文锋走失，2016年12月3日死亡，12月14日被父亲找到。15岁的雷文锋从深圳出走，一路向北，经过东莞，最后到达韶关，这一路下来，他与派出所、医院、救助站、托养中心等各色的社会救助机构交际。车站派出所民警单福华把他送到医院治疗，户籍查找无果，按规定送到东莞市救助站，救助站依法救助并送他到医院治疗，救助站按规定寻亲无果，被转送托养中心收留。

事情曝光以后，从新丰县民政局往下，所有参与其中的机构都认为，自己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没有什么错误可言。在她们眼里，按规则办事就是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至于什么人命关天，在他们那里都是关乎星期天。当你质疑他们：“为什么人死了呢？”他们说：我们一切都按规章制度在办，按制度办事难倒有错么？”

是的，各类完善的救助制度被他们执行都得像演功力十足的套路。台面上，大家各司其职，每一个环节都依法依规；台面下，在社会救助制度之下，官商勾结，各取所需。你仔细一看，发现原来台下各取所需，已经颠覆了台上的规章制度。

台面上，托养中心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不能赚钱，应该接受独立审计和社会监督。台面下，民政局领导直接安排亲属控制财务，钱究竟怎么花的，连内部人都不用清楚，“练溪托养中心成立时，时任新丰县民政局主要领导安排其侄子李志成，负责托养中心财务工作。”李志成不干了，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李伟理和他的老婆来接班，在新丰县司法局大院公示栏里，至今还贴着李伟理的照片。

台面上，新丰县政府网站说：“该托养中心并不存在今年还有多人死亡的情况。”台面下，殡仪馆登记记录，从2017年1月至2月18日，49天内，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火化的死者有20人。
当地民政部门的领导，不要在台上说，“我们是负责任的人民政府，人民生命高于天，我们不可推卸我们应当担起的责任”，也不要说练溪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欺骗了检查，欺骗了组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死了那么多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你们真抓实干的是互为衬托联合做局，用你们饱含真挚情感的泪水，一起在给社会演出一场暖心剧，而千万万万个“无名氏”和雷文锋一样，在你们眼里不是人，只是一个道具而已。

台上戏演得越久，台下门票收得越多。

“交接时雷文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确名字”，而警察貌似没有进行信息查询。这些看似被疏忽大意的行为，事实上是在制造更多的“托养人员”，因为“托养人员”越多，他们赚钱就越多，看似完美温暖的制度的后面，是没有约束的人性之恶在用“托养人员”的生命来疯狂敛财。

台上看，一切都是关于爱的事业。在《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春生带队考察信丰县练溪托养中心》的新闻中我们看到：我局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托养工作也非常重视，认为练溪托养中心在管理设备上较为完善，能在居住环境、医疗护理、食物卫生等方面保证安全。

台下看，一切都是关于钱的罪恶。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法人代表罗丽芳的亲属罗腾告诉新京报记者，练溪托养中心有明显盈利，“一年一两百万以上”。

雷文峰的遭遇像“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一样，人在充满爱意的阳光下死了，没有一缕阳光应该负责。也就是说，十分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虽然没有保护到雷文锋在内的几十名鲜活的生命，却为其中环环相扣的救助机构的所有人提供了“无罪证明”，因为他们在一切都是在照章办事。

3月21日，民政部针对雷文锋事件急电全国各地民政部门，要求立即开展专项检查整改。3月22日，央视新闻报道说，“练溪托养中心经营负责人已被控制，涉案公职人员被组织审查或停职”。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少舆论哗然之下的拨乱反正 ，我们这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应对上级的雷厉风行，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的是从内心对弱者的尊重，缺少是对人本身的关怀，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制度牢笼下的精神病人，我们只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不会对生命负责。

一个社会的美好，需要的不只是托养中心的建筑，而是看他对被救助者的态度。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郊外一个小镇的楼房中，狭窄的过道，男男女女目光呆滞地来回溜达，她们穿着医院破旧的睡衣，自言自语 ，唾沫飞溅。有一个女人冲过来，几乎要把脸贴在在访问者面前，大声唱歌，她马上被医生控制。还有一个男人，像黑猩猩一样蹲坐在囚笼床上，看护说：“他会到处走，什么都吃”。在房间的另外一边，一个人男人像木乃伊一样被绷带缠着，管理人员说：“如果不这么捆绑着他，这个病人会整天手淫”。

上面看到的情形发生在一家叫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这是一个由匈牙利政府为智障和身体有残疾的人开办的福利机构。在这里，残疾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被虐待、没有爱，也没有自由。

伊丽莎白.塞凯尔斯是匈牙利一位脑瘫儿的母亲，因为这个孩子她丈夫为此感到丢脸，她的父母与公婆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塞凯尔斯认识到，“我得靠自己来创造一个让我的孩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一个在社会上属于他的地方”。

1980年的匈牙利，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给残疾儿童的服务。

后来，她创建了一个在匈牙利有21家中心构成救助网络，向近千名有严重残疾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工作机会和生活上的帮助。她所创建的残疾儿童看护中心，打破了当时所有按照严密制度设计的智力保健和残障人士救助机构常规运营模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脑瘫儿和残疾人的权益。

塞凯尔斯成立了残疾人联合会基金会，相当于残疾人之家。在这里，残疾人有工作，有丰富的生活，宽敞的居住空间，有爱和自由。1999年12月，匈牙利政府在欧盟的要求下，拆除了像在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的那种牢笼床，并以塞凯尔斯的机构为样板，大幅度提高了智障人士和残疾人的自由和选择。

2000年5月，塞凯尔斯因为改进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受到了总统孔茨的表彰。

1980年的匈牙利是一个极权社会，但塞凯尔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是帮助这些残疾人，而不是管理他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和这些残障人士提供一种稳固、平等的关系… …”。塞凯尔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雷文锋和那些死去的“无名氏”救助者都是只对制度负责的牺牲品，冰冷现实的后面是相关人员缺少对弱势群里的权利保护和人文关怀。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无论你有多少钱，你有多牛逼，只要对身边的人和事情却少人文的关怀，你就是苟且偷生，你所谓“依然温暖美丽的生活”的就会在冷酷现实的投射下迅速贬值，不停面对的是德性下滑之后的无奈，进一步固化出温柔和宽容向上，暴力指责向下的“苟且”状态。

在蛋与墙的冲突中，“苟且”状态是放弃对蛋的支持，而刻意强调自己的中立，实则是源于害怕失去现有生活的恐惧。殊不知，那些血肉模糊中生活的蛋的故事，每一次的曝光都会触发你内心巨大的不安全感。也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当下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一毕业就通过参与“慈善公益行动”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

慈善公益是一个社会通往岁月静好的船票，对于社会公共事务而言，做好它，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某一天你身边的人身体或智力遭到伤害的时候，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得到充满爱意的关怀，避免被“救助死亡”的恐惧。

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有十年以上的公益项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和管理经验，是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慈善公益领域的资深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