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做过两次第一也是迄今为止称得上是唯一的公民“壮举”。
一次是谭作人先生出狱，我们到四川大学家属院静候他凯旋，几个小时后，前方传来消息：为避免谭作人英雄般地归来，他被长途跋涉转送往400公里外重庆的老岳父家里，一行人便在谭家楼下举牌抗议，那次认识了朱承志和辛巴等人；一次则是去自贡和宜宾探访维权人士和良心犯家属，那时正值2013年端午节，心情有几分难言的悲戚，心里就磨叽着此行要用特别的人文情怀来亮亮“行头”，于是穿上许志永送我的那件公民文化衫，在探访中走完全程，并特别为此写了篇题为“一位公民端午节探访”的文章，发在我新浪部落格里。
这件文化衫是许志永先生2012年夏秋来成都时送给我的，我的记忆里，这是许志永身陷囹圄前最后一次成都行，大家交流轻松愉快，话题也十分丰富，许志永的谦卑和博学，令人敬佩，只是大家都没料到，此一去，行路艰难，一场牢狱之灾已横亘在他人生之路上了。
许志永成都之行逗留了两天，他就下榻在我寒舍，我家里常住两类人，牧师和公共知识分子，牧师总是在“灵里相依，爱里相连”中去更新人心，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改变社会，这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社会救治之路，许志永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因着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交流的风格很像是一场小型布道会。
我对许志永是敬佩有嘉的。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广州被非法收容，并暴力殴打致死，正是北大三位法学博士许志永、俞江和腾彪上书全国人大，指呈“《收容遣送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我国现行宪法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应该予以改变或撤销。”
两年后，《收容遣送办法》被官方废止，孙志刚以他的死和三博士为冤屈者的振臂力呼，以极其悲壮的色彩，推动了那个时代法制的进步。
当然这也称得上是一次公民运动的胜利，为许志永和他后来发起的公盟积累可益的经验。
许志永那次来成都，我们也交流了信仰之于社会的价值与意义，那一次正逢礼拜日，一大早起来，他拿出一件公民文化衫送给我，说：“张弟兄，我实在没什么好送给你的，这件文化衫代表我的心意。”
我笑着问他，有多的吗？一会见到王怡长老时，你也可以给他送上一件。王怡从大学法学老师转向全职传道人，让许志永感慨非常。那次见面也出乎意料，王怡见许志永从门外走进来，先是一愣，然后惊喜地从座位上弹起来，张开双臂拥抱他。我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聚会8年，唯一一次看到王怡用拥抱的方式接待远方的客人。
有次，王怡也住在我家里，他半夜起来小解时，我看见他穿的内衣，正是许志永送给他的公民衫，白底蓝字，即使在微弱的灯光下，也显得特别醒目。王怡的人生和信仰转型很彻底，但透过一件小小的公民文化衫，仍可看出他内心存有的那份家国情怀，依然十分生动而丰富。
临别那天，我开车送许志永去机场，在路上特别问及“司马南现象”，许志永和司马南当年同为北京独立人大代表，所经所历，也见证了体制的巨大缺陷，为何两人却走了相反的路？许志永说，他与司马南作过多次交流，他感觉每个人要完全体察社会时弊是很难的，往往只会看到社会的局部，这种差异决定了各人的价值观。
许志永说话平和，丝毫不见我们常有的那种冲动和指责，至少我写过三四篇关于司马南的文章，骂的仍是居多，且不留余地，回头看时，也有过激之处。许志永的表达确实有过人之处，增强了我礼数上的隐忍和宽恕之心，尊重各人的政治选择和主张，从公民到公权力都有许多尚待学习和考究的地方。
机场一别，许志永紧握我的，很紧很重的握手，长久没松开，他似乎预感到未来公盟所走的路异常艰辛，就用一种有力量的告别来表明心志，也作“道一声珍重”的安慰，当然，这种人文情怀浓郁的肢体密码里，还包含了彼此间任重道远的祝福。
回北京不到一年，就传来许志永因莫须有之罪入局的消息，不久即被重判4年。
还有几个月，许志永就要结束他的铁窗生涯，回归到“大社会局域网”中来，那时，我希望穿上他送我的那件文化衫，能在成都再次接待他。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百炼之钢可绕指揉，我深信，这一次，他会带给我和我心中的那个中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