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尚还“逍遥法外”的陈云飞被警察打伤，情形极为吊诡，此番劫数竟与远在广州的基督徒唐荆陵有关，那时，唐荆陵以“山顶罪”刚入局，这位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几进几出后，警方这次是铁了心要将他坐死！故此，南粤警黍风尘仆仆，不远千里赶来成都取证，试图从驯兽师陈犯口里掏出点有价值的证词，好给唐荆陵定下犯上作乱的铁罪。哪知反被陈犯质朴憨逗的睿智所驯良，于是斥其不配合工作，恼羞成怒，用矿泉水瓶猛击陈犯左眼，顿时将他打出了大熊猫的眼黛，且半月不消！
可能远在广州大监局里的唐荆陵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天南地北，性格憨逗的成都维权人士，竟然为佐证他平凡而坚韧的公义行为，被从广州空投过来的“新王立军”们所击伤。中国民主漫长的征程中，又将增添一桩感动历史的故事了！
诠释日本社会“食色性也”的是“女盛体”，中国没这么流氓，但中国牛逼之处是盛产“权盛体”，如此想来，陈犯被揍，纯粹是权力逞强下的一种自慰“性”错乱，正如坊间段子所言：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陈云飞所受的伤，更加显明了唐荆陵先生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有人说，唐荆陵先生继承的是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依钵，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和平迎来了印度主权的回归。我要说的是，唐荆陵受甘地影响确实深远，甚至他名片中也印有甘地的名言：“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但本质上讲，当年甘地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西方法律时，也同样被基督教宽恕与和解的教义所感染，这看似一脉相承的思想里，背后沿续的都是基督教对社会的关爱和对人性的救赎，唐荆陵更是如此。
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岐议的地方，难道唐荆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以上升到一种基督教神学观吗？我想这未尝不可呢！记得当初《公民宪zheng共识》联署宣言曾这样指出，（中国）目前主张宪政的学派分为三派：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但事实上基督教宪政从已故经济学家顾准、杨小凯就已存在了，如果算上港澳台，那就更早。其后，大陆青年学者范亚峰、曼德和圣职牧师的王怡、王志勇等都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讨论和系统性的阐述。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信仰若不翻转中国传统的文化，宪政就犹如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这正是中国民主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环境诱因”，今天，我们也只是悲观地看到，真正将基督教宪政主义观落地实践的，为数不多，号称有几千万信徒的大陆，恐怕大多数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用心去思考信仰对当下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意义，更别说用行动去作荣耀的见证！惟唐荆陵先生始终走在这一群体的前列。
这不只是唐荆陵式的孤独，像他这样站在社会风口浪尖上的基督徒，甚至自由时，广州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都因担忧社会逼迫而不敢接纳他聚会，有信仰而无团契，这是唐荆陵既尴尬又无奈的地方，但只要我们看看他身后的足迹，就会明白，他实实在在是背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在黑沉沉的夜幕中踽踽独行，甚至是用唐诘诃德的方式在挑战强权社会。
我丝毫没有抬高唐荆陵先生的意思。今天的中国危机重重，改革和革命像两头狂奔的狮子，就看谁跑过谁？如此，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就是在纵容革命。革命是什么？几乎就是恐怖与暴力、血腥与灾难的代名词。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避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样颠覆性的暴力活动在中国社会袭卷开来，唯有透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在威权压抑的社会火山口，建立一个和平与宽恕、真相与和解的缓冲带，这在基督教的福音里，视为普遍恩典！
我差不多有20多年教会生活的经验，当许多信徒在享受福音运动带来的好处时，往往会“灵巧如蛇”地避开社会可能带给自己的危害，寻求现实与福音之间的“二元互利”，并且还会断章取义地摘录《圣经》中关于“顺服”的经文来为自己的软弱辩屈，甚至当逼迫真切来临时，不是主内合一，而是嗔怪自己的弟兄惹是生非，扰乱了他们内心的平安。
但我们看到唐荆陵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信仰虔诚、思想丰富、体力充沛、也不激进、温和中有坚韧，勇敢中有谦卑，患难中有平安，囚禁中有自由，他常常游走于社会底层，于幽暗之谷，是非地，为迷蒙困顿的人维权，为冤屈的人呐喊，像盐浸进水里，又像光生发于暗夜，他浑身都散发着只有初代教会使徒们才有的那种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督教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变革的形式与方向，确实存有道德与伦理的不同，革命几乎是被摒弃的，报复更是一种罪，甚至“恨弟兄的，就是杀人”，这种敬畏，正是现代国家人权与法制的基石，这也正是中国信仰与文化中最缺失的部分。
唐荆陵来成都时，我们曾就这样属灵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他说，无论暴力来自政府或民间，都当视为一种罪，并且引用《圣经》开篇“创世纪”第9章中的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来佐证基督徒当持守的生命观，大凡真正的基督徒，都应当是一群“反革命”：反对用暴力方式，用流血的方式去改变社会。
这正是唐荆陵师从圣雄甘地，而灵魂归依于信仰之所在。
当下中国，有两类人对时局最为清醒，一类是利益集团，一类则是像唐荆陵这样先知般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时代反革命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私利的，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持刀剑的，一个是守良心的；一个是镇压革命的，一个是化解革命的，这种不同，都源于一个是拜巴力的，一个是敬畏上帝的。显然，若福音不能更新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就走不出王朝更潜的死胡同，革命就会成为实现理想的最优手段！
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集聚起革命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已呈越演越烈之势——胡温时代之初，群体纠纷只有2万多起，到2016年时，已剧增至15万多起，贪腐和滥权、收入分配的不公、裙带关系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金融危机的初兆等等，正聚集起火山爆发的能量，而政府的维稳，其实就是在压制革命，被压制的革命，其实就是“星星之火”，这让口含金匙，未卜先知政经“二代”们纷纷移民，尽快逃离这块是非之地，资本也随其进退，国民财富有被进一步被掏空的可能！
但唐荆陵和陈云飞却都在这时入局了，曾经徘徊在欧洲大地上的那个幽灵，被“圆柱上的西门”们逐出来后，竟然黑色幽默般地祭上了中国的神龛。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局域网”中的唐荆陵，就是这样。
使徒保罗一生都颠沛流离，传讲福音真道，晚年被暴君尼禄囚禁在罗马帝国的监狱，他知道生命正走向尽头，内心平安，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給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荆陵弟兄，这段经文也是我对你最衷的祝福，你必得着保罗一样的福份，一样的平安！
转自：伊甸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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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再谈唐荆陵的“反革命价值”
2014年7月，尚还“逍遥法外”的陈云飞被警察打伤，情形极为吊诡，此番劫数竟与远在广州的基督徒唐荆陵有关，那时，唐荆陵以“山顶罪”刚入局，这位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几进几出后，警方这次是铁了心要将他坐死！故此，南粤警黍风尘仆仆，不远千里赶来成都取证，试图从驯兽师陈犯口里掏出点有价值的证词，好给唐荆陵定下犯上作乱的铁罪。哪知反被陈犯质朴憨逗的睿智所驯良，于是斥其不配合工作，恼羞成怒，用矿泉水瓶猛击陈犯左眼，顿时将他打出了大熊猫的眼黛，且半月不消！
可能远在广州大监局里的唐荆陵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天南地北，性格憨逗的成都维权人士，竟然为佐证他平凡而坚韧的公义行为，被从广州空投过来的“新王立军”们所击伤。中国民主漫长的征程中，又将增添一桩感动历史的故事了！
诠释日本社会“食色性也”的是“女盛体”，中国没这么流氓，但中国牛逼之处是盛产“权盛体”，如此想来，陈犯被揍，纯粹是权力逞强下的一种自慰“性”错乱，正如坊间段子所言：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陈云飞所受的伤，更加显明了唐荆陵先生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有人说，唐荆陵先生继承的是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依钵，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和平迎来了印度主权的回归。我要说的是，唐荆陵受甘地影响确实深远，甚至他名片中也印有甘地的名言：“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但本质上讲，当年甘地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西方法律时，也同样被基督教宽恕与和解的教义所感染，这看似一脉相承的思想里，背后沿续的都是基督教对社会的关爱和对人性的救赎，唐荆陵更是如此。
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岐议的地方，难道唐荆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以上升到一种基督教神学观吗？我想这未尝不可呢！记得当初《公民宪zheng共识》联署宣言曾这样指出，（中国）目前主张宪政的学派分为三派：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但事实上基督教宪政从已故经济学家顾准、杨小凯就已存在了，如果算上港澳台，那就更早。其后，大陆青年学者范亚峰、曼德和圣职牧师的王怡、王志勇等都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讨论和系统性的阐述。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信仰若不翻转中国传统的文化，宪政就犹如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这正是中国民主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环境诱因”，今天，我们也只是悲观地看到，真正将基督教宪政主义观落地实践的，为数不多，号称有几千万信徒的大陆，恐怕大多数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用心去思考信仰对当下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意义，更别说用行动去作荣耀的见证！惟唐荆陵先生始终走在这一群体的前列。
这不只是唐荆陵式的孤独，像他这样站在社会风口浪尖上的基督徒，甚至自由时，广州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都因担忧社会逼迫而不敢接纳他聚会，有信仰而无团契，这是唐荆陵既尴尬又无奈的地方，但只要我们看看他身后的足迹，就会明白，他实实在在是背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在黑沉沉的夜幕中踽踽独行，甚至是用唐诘诃德的方式在挑战强权社会。
我丝毫没有抬高唐荆陵先生的意思。今天的中国危机重重，改革和革命像两头狂奔的狮子，就看谁跑过谁？如此，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就是在纵容革命。革命是什么？几乎就是恐怖与暴力、血腥与灾难的代名词。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避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样颠覆性的暴力活动在中国社会袭卷开来，唯有透过“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在威权压抑的社会火山口，建立一个和平与宽恕、真相与和解的缓冲带，这在基督教的福音里，视为普遍恩典！
我差不多有20多年教会生活的经验，当许多信徒在享受福音运动带来的好处时，往往会“灵巧如蛇”地避开社会可能带给自己的危害，寻求现实与福音之间的“二元互利”，并且还会断章取义地摘录《圣经》中关于“顺服”的经文来为自己的软弱辩屈，甚至当逼迫真切来临时，不是主内合一，而是嗔怪自己的弟兄惹是生非，扰乱了他们内心的平安。
但我们看到唐荆陵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信仰虔诚、思想丰富、体力充沛、也不激进、温和中有坚韧，勇敢中有谦卑，患难中有平安，囚禁中有自由，他常常游走于社会底层，于幽暗之谷，是非地，为迷蒙困顿的人维权，为冤屈的人呐喊，像盐浸进水里，又像光生发于暗夜，他浑身都散发着只有初代教会使徒们才有的那种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基督教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变革的形式与方向，确实存有道德与伦理的不同，革命几乎是被摒弃的，报复更是一种罪，甚至“恨弟兄的，就是杀人”，这种敬畏，正是现代国家人权与法制的基石，这也正是中国信仰与文化中最缺失的部分。
唐荆陵来成都时，我们曾就这样属灵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讨，他说，无论暴力来自政府或民间，都当视为一种罪，并且引用《圣经》开篇“创世纪”第9章中的话“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来佐证基督徒当持守的生命观，大凡真正的基督徒，都应当是一群“反革命”：反对用暴力方式，用流血的方式去改变社会。
这正是唐荆陵师从圣雄甘地，而灵魂归依于信仰之所在。
当下中国，有两类人对时局最为清醒，一类是利益集团，一类则是像唐荆陵这样先知般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时代反革命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私利的，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持刀剑的，一个是守良心的；一个是镇压革命的，一个是化解革命的，这种不同，都源于一个是拜巴力的，一个是敬畏上帝的。显然，若福音不能更新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就走不出王朝更潜的死胡同，革命就会成为实现理想的最优手段！
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集聚起革命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已呈越演越烈之势——胡温时代之初，群体纠纷只有2万多起，到2016年时，已剧增至15万多起，贪腐和滥权、收入分配的不公、裙带关系的扭曲、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金融危机的初兆等等，正聚集起火山爆发的能量，而政府的维稳，其实就是在压制革命，被压制的革命，其实就是“星星之火”，这让口含金匙，未卜先知政经“二代”们纷纷移民，尽快逃离这块是非之地，资本也随其进退，国民财富有被进一步被掏空的可能！
但唐荆陵和陈云飞却都在这时入局了，曾经徘徊在欧洲大地上的那个幽灵，被“圆柱上的西门”们逐出来后，竟然黑色幽默般地祭上了中国的神龛。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局域网”中的唐荆陵，就是这样。
使徒保罗一生都颠沛流离，传讲福音真道，晚年被暴君尼禄囚禁在罗马帝国的监狱，他知道生命正走向尽头，内心平安，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給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荆陵弟兄，这段经文也是我对你最衷的祝福，你必得着保罗一样的福份，一样的平安！
转自：伊甸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