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写这篇文章的。
这份复杂难以描述，既有恐惧，又有悲愤，还夹杂着强烈的失望，甚至绝望。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消息，一个令人有些震怒的消息。一个青年，因为传播思想，成了囚徒。
一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戴学林，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营销编辑。我与戴兄虽未谋过面，却也是神交已久。从博客时代到微博时代，再到微信时代，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主动、热情且富有思想的大好青年。
我与戴兄相识于书。刚参加工作时，我喜欢买书，尤其是是“理想国”的书，但因刚从大学毕业，囊中羞涩，许多中意的书，都因没钱而放弃了。后来，经一位媒体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戴兄，在得知他供职于理想国时，我内心抑制不住地脱口问道：戴兄，以后能给我寄些你们的书吗？
问完后，我自觉有些唐突，便急忙补充道：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没想到，不等我发出这条消息，那边便回复说：西木兄，没问题，以后你要看什么，尽管跟我说，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寄的。
此后，果然没有食言，几乎每周我都能收到戴兄给我寄的新书。其实我知道，戴兄是营销编辑，有调配样书的权力，但同时我也知道，社里对他是有考核的，比如寄出去多少本书，便要有一定量的书评。但我几乎很少写，戴兄却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对一个未曾谋面的所谓朋友，戴兄能如此守信、尽心，实在令我感动，也令我铭记于心。
二
有关戴兄的案情，我先前一无所知。一方面是国内没有任何相关的新闻和消息，另一方面大概也是他的家人或朋友有意低调处理。直到最近，在一个群里，有人贴出一张北京公安的案情介绍，上面赫然写着“戴学林”三个字，我惊愕之余赶紧求证，果然就是我认识的戴学林。
紧接着，朋友间便开始流传开一则新闻，是香港一家媒体的报道。我从这则新闻中，大概了解到了戴兄近一年来的遭遇。
报道称，戴兄去年5月便失去了联系，至9月才确认被公安带走。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他还有过一次联系，是向他询问网上盛传的有关理想国总编辑刘瑞林女士“被辞职”一事，他很快回复说：虽有风波，但一切安好，勿挂，勿外传。 回复很简短，我再追问时，他便不再出声。当时我心中还纳闷，以前与戴兄交流时，他并不如此，现在回头看，想必当时他已经深陷风波之中。
至于戴兄被抓的罪名则是“非法经营罪”。据报道称，他被控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18日一年间，与另一被告张晓雄以合作营销、四六分成方式，由他负责用微信号“禁忌的游戏”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港台书籍，张晓雄负责入书并寄给买家，合伙销售1300多本港台书籍，当中被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金额23万余元（人民币，下同）。 “非法经营罪”，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术语，它曾被用在了许多官方不待见的人的身上。它仿佛就像一个万能罪，任何不便以政治公开处理的案件，都可以将其套上这个罪名。
23万余元，被判了5年。若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这似乎无可挑剔。无疑，在现行的法律下，戴兄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触犯了法律。可是，这当中却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执法。 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像戴兄这样在网上兜售港台书籍或日用品的人何其多，却也鲜少听说有被判以“非法经营罪”的。所以，这次戴兄的获罪，在我看来，政治的因素大于法律的因素。
我综合了各方的消息，大约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一，他出售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本身就是不受内地官方待见的所谓禁书；其二，他似乎无意间牵扯进了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某书店事件之中。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足以让他惊动了官方。
三
戴兄供职的“理想国”，我想不用介绍，大家也是熟悉的。它无疑是国内出版界的一盏明灯，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了已经坠入黑暗的出版业。它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出版理想和情怀的出版机构之一。它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力，出过一大批具有思想性和启蒙性的图书。
正因如此，它也一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关照。不仅多种已出的图书被禁，领导层也一再传出被“修理”的消息。事实上，差不多与戴兄出事同一时间，理想国的母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的前董事长何林夏因“受贿罪”被捕。
上述提到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高华，便是该社的作者。2015年11月，该社曾出版他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但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下架。
而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至今已重印数十次，但在内地始终被列为禁书。但事实上，这本书除了触及的主题较敏感外，书中所引的资料都是来自于正儿八经的已经公开的党史资料，而且在注释中标得清清楚楚。正如有律师曾在法庭上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党史著作，不符合“诋毁国家领导人”等的“非法出版物”认定标准。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荒诞。他们宁愿让那些充满后宫争斗的政治八卦在火车站的报刊亭流转，也不愿意看到一本客观、深刻且尊重史料的学术著作在人们手中传播。 而更为荒诞的是，一个青年，因为这一本书而走上了囚徒之路。
四
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再明白不过了。因为，制止或禁止一种异议思想传播的方法就如同制止流行病一般，无须把异议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它就可以了，掐断了传播链上的中间环节，使发送端和接收端无法交往信息，其目的就达到了。这就像扑灭流感时并不需要人人都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
无疑，抓捕像戴兄这样的青年，便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转自：西木的杂货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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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西木：一个青年的囚徒之路
我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写这篇文章的。
这份复杂难以描述，既有恐惧，又有悲愤，还夹杂着强烈的失望，甚至绝望。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消息，一个令人有些震怒的消息。一个青年，因为传播思想，成了囚徒。
一
这个青年的名字叫戴学林，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营销编辑。我与戴兄虽未谋过面，却也是神交已久。从博客时代到微博时代，再到微信时代，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主动、热情且富有思想的大好青年。
我与戴兄相识于书。刚参加工作时，我喜欢买书，尤其是是“理想国”的书，但因刚从大学毕业，囊中羞涩，许多中意的书，都因没钱而放弃了。后来，经一位媒体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戴兄，在得知他供职于理想国时，我内心抑制不住地脱口问道：戴兄，以后能给我寄些你们的书吗？
问完后，我自觉有些唐突，便急忙补充道：如果不方便，就算了。没想到，不等我发出这条消息，那边便回复说：西木兄，没问题，以后你要看什么，尽管跟我说，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寄的。
此后，果然没有食言，几乎每周我都能收到戴兄给我寄的新书。其实我知道，戴兄是营销编辑，有调配样书的权力，但同时我也知道，社里对他是有考核的，比如寄出去多少本书，便要有一定量的书评。但我几乎很少写，戴兄却对此并没有说什么。
对一个未曾谋面的所谓朋友，戴兄能如此守信、尽心，实在令我感动，也令我铭记于心。
二
有关戴兄的案情，我先前一无所知。一方面是国内没有任何相关的新闻和消息，另一方面大概也是他的家人或朋友有意低调处理。直到最近，在一个群里，有人贴出一张北京公安的案情介绍，上面赫然写着“戴学林”三个字，我惊愕之余赶紧求证，果然就是我认识的戴学林。
紧接着，朋友间便开始流传开一则新闻，是香港一家媒体的报道。我从这则新闻中，大概了解到了戴兄近一年来的遭遇。
报道称，戴兄去年5月便失去了联系，至9月才确认被公安带走。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他还有过一次联系，是向他询问网上盛传的有关理想国总编辑刘瑞林女士“被辞职”一事，他很快回复说：虽有风波，但一切安好，勿挂，勿外传。
回复很简短，我再追问时，他便不再出声。当时我心中还纳闷，以前与戴兄交流时，他并不如此，现在回头看，想必当时他已经深陷风波之中。
至于戴兄被抓的罪名则是“非法经营罪”。据报道称，他被控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18日一年间，与另一被告张晓雄以合作营销、四六分成方式，由他负责用微信号“禁忌的游戏”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港台书籍，张晓雄负责入书并寄给买家，合伙销售1300多本港台书籍，当中被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金额23万余元（人民币，下同）。
“非法经营罪”，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术语，它曾被用在了许多官方不待见的人的身上。它仿佛就像一个万能罪，任何不便以政治公开处理的案件，都可以将其套上这个罪名。
23万余元，被判了5年。若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这似乎无可挑剔。无疑，在现行的法律下，戴兄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触犯了法律。可是，这当中却存在着严重的选择性执法。
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像戴兄这样在网上兜售港台书籍或日用品的人何其多，却也鲜少听说有被判以“非法经营罪”的。所以，这次戴兄的获罪，在我看来，政治的因素大于法律的因素。
我综合了各方的消息，大约明白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一，他出售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本身就是不受内地官方待见的所谓禁书；其二，他似乎无意间牵扯进了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某书店事件之中。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方面，都足以让他惊动了官方。
三
戴兄供职的“理想国”，我想不用介绍，大家也是熟悉的。它无疑是国内出版界的一盏明灯，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了已经坠入黑暗的出版业。它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出版理想和情怀的出版机构之一。它在知识界颇有影响力，出过一大批具有思想性和启蒙性的图书。
正因如此，它也一再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关照。不仅多种已出的图书被禁，领导层也一再传出被“修理”的消息。事实上，差不多与戴兄出事同一时间，理想国的母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的前董事长何林夏因“受贿罪”被捕。
上述提到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高华，便是该社的作者。2015年11月，该社曾出版他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但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下架。
而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至今已重印数十次，但在内地始终被列为禁书。但事实上，这本书除了触及的主题较敏感外，书中所引的资料都是来自于正儿八经的已经公开的党史资料，而且在注释中标得清清楚楚。正如有律师曾在法庭上指出的那样，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党史著作，不符合“诋毁国家领导人”等的“非法出版物”认定标准。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荒诞。他们宁愿让那些充满后宫争斗的政治八卦在火车站的报刊亭流转，也不愿意看到一本客观、深刻且尊重史料的学术著作在人们手中传播。
而更为荒诞的是，一个青年，因为这一本书而走上了囚徒之路。
四
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再明白不过了。因为，制止或禁止一种异议思想传播的方法就如同制止流行病一般，无须把异议思想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它就可以了，掐断了传播链上的中间环节，使发送端和接收端无法交往信息，其目的就达到了。这就像扑灭流感时并不需要人人都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
无疑，抓捕像戴兄这样的青年，便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转自：西木的杂货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