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东海律师:从警察转行做维权律师

文东海

【2016年11月07日讯】(记者采访报导)文东海曾经当过警察、教师,现为长沙执业律师。2015年开始,作为“广州民主三剑客”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之一,第一次办理维权案件,后来成为“709”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2016年被警方强行解聘。近日文东海律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自己从警察转行做律师的心路历程。

记者:您原来是个警察,怎么会想起来当律师?而且当了维权律师?

文东海:我是70年代出生,我们那里是高山上的农村,环境、信息比较闭塞,从小接受外面的信息,就觉得没有毛主席没有华主席,我们的天会塌下来,就这么想的。那时理想是当警察、当兵,认为当警察是很光荣的事。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警察学校,湖南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在长沙公安局当上了警察。

刚开始还是有热情的,不久发现这职业没有那么荣光,学校学的都是匡扶正义呀什么的,工作后发现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岗位而已,闲时打打麻将,很无聊的,和以前想像的差得太远,每天他们拖我打麻将,我就不打,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想做的,他们认为我这个人怎么那么认真呢,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虽然那时我被洗脑也很严重,但天然的正义感、平权的意识,是没有被洗掉的,所以我和周围警察的看法不一样,在那个环境我很压抑,感觉自己不适应,这辈子我不想就这样平平凡凡地过去,于是2000年我留职到北京公安大学读行政管理,后来考上了公安大学研究生,单位不同意,我就辞职自费读书。

读完研究生,我就不想回原单位了,在一个大学教书,后来考了律师执照,2009年正式当了律师。开始我接一些普通案子,没更多想法,养家糊口吧。2014年一位律师在北京被抓,我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起草文件声援,就签名留了电话,结果被带进一个维权律师群,我发现,里面这帮人和我以前接触的不一样,这些律师胆子很大,做事也很认真,而且敢跟公检法叫板,不屈服。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律师,慢慢地我也开始受到感染,也开始接触一些维权事件。

此前做商业案件的时候,总要有一些妥协的,跟那些法官、检察官在一起感觉很不舒服,他们认为你有求于他,有意无意就忽视你,有时真的有求于他们,就不能不迁就他,我感到做这样的律师太没价值,一个律师靠和他们搞关系来做业务,没有多大意思。

接触维权律师后,我感觉和他们性格很接近,感觉这圈子挺好的,慢慢和这些人成了朋友。2014年开始我就关注了一些人权案件,慢慢开始声援其它一些公共事件。2015年7月,我作为“广州民主三剑客”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辩护人之一,第一次办理维权案件。

我感觉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有时会有风险,但律师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尤其生活在中国,你不想敏感,但你做每件事情,都可能变得敏感,不是这个事真的敏感,是这个社会太不正常。

还有,我个性不属于很喜欢张扬的吧,但胆子也不算小,骨子里有那种古代侠士的性格,爱打抱不平,愿意为社会的公益积极发声。在这个年代,与其这么窝囊活下去,我还不如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社会朝一个更好的方向推动。这个努力作用也许不会那么大,可是我努力了,我也不会后悔,我也应该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把所有的问题留给下一代,我们解决不了,下一代也不一定能解决。
而且律师从骨子里来讲,就是崇尚民主法治的,我也一样,我也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我今天能够站在前沿去推动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高兴。

我不相信中国总这样,因为,一个国家的律师处于这样的地位,这国家没有出路,但是我相信中国是会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经历了,下一代就不用经历了,我们不能逃避。
记者:您是“709”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您可以讲讲在这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文东海:“709”律师大抓捕,我是最先站出来的,当时我态度非常鲜明,我告诉警方,周s峰、王宇他们没有罪,不应该被抓,不应该被yang 视污蔑。后来警察找我约谈,我反应很激烈,之后我在ziyou 亚洲电台接受了采访,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当时余文生、程海等也是勇敢站了出来。

 

过了一个月,有人找到我,让我代理王宇的案件,起初我很犹豫,一方面我没有经验,一方面是那个时候真是恐怖,代理“709”案件大家都有顾虑,我本人当然也有顾虑,那时就像一场运动,情况难以预测,警察四处抓人,环境紧张。后来我想,如果环境不改变,就会有更多人被抓,所以犹豫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答应做了王宇律师的辩护人。

开始我本人被强制约谈,他们不希望我在网上发声吧。但我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愿意太张扬,我就是实事求是。为了本能地维护律师的职业尊严和我个人的尊严,我不断挑战一些事情,不断突破一些限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尽职的,这段时间对我很重要,我也从中慢慢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维权律师,只是我不能出境了,到香港、澳门都不行。

我遇到很多困难都是以前没想到的,完全不让会见,不通知家属,不告知案情,也不让与当事人通信,我的当事人几乎完全是失踪的状态,越到后来,他们做出的事情越让我们吃惊,最后干脆把我们解聘!

我们感觉很讽刺的是,他们这么做之后,竟然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依法保障律师权利的规定,几乎每一条规定都证明“709”警方抓捕违法。我们拿着这规定找他们,他们说,这不是法律,我们不需要执行,那还有《刑法》呢?按《刑法》规定他们同样违法啊,但他们不讲法。

他们把律师当作敌人,可能他们吸收西方民主转型的经验,比如台湾美丽岛事件,比如韩国电影《辩护人》讲的釜林事件,他们可能认为律师会成为他们的掘墓人,所以对律师防范得比较紧,不希望律师把民主理念通过法律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想废掉律师的武功。但大抓捕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他们以为把律师抓了,其他律师不敢反抗了,就没有人给律师做代理了,或者即使做代理也很小心,没想到这些律师非常顽强,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天津,到长沙,到广州,到广西等地,都是很积极、很勇敢地站出来,而且积极地发声,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去了天津十几次,要求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给他们很大压力,他们发现这些律师不那么好对付,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把律师全部通通给解聘掉。

2016年1月8号开始,他们陆续解聘律师,完全是耍流氓了。王宇的母亲授权我做她的律师,我的辩护手续齐全,而且我的辩护律师身份,经过警方、包括天津市地方政府和区政府、天津公安局、天津各级法院认可确认,但没有任何的合法文件,他们就强行把我解聘了!

记者:709事件您有什么感想?

文东海:709事件之前,我对中国的法律还是寄予厚望,认为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还能走上民主、法制,但709事件后我感到彻底失望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没有希望,不可能走上法治。

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还有几个共产党国家啊?就那么一两个了,半民主、半独裁的国家也不多了,所以民主法制是一种趋势。而共产党的措施确实是开倒车,因为专治独裁和民主法治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嘛。

记者:您如何看709事件的意义?

文东海:“709”并没有把律师真正打压下去,没有达到当局的预期目标,很快律师团就组建起来,先后有四五位十律师作为“709”的辩护律师跟上,过程中不屈不饶,不管碰到多大阻力,很少有人放弃,即使有个别律师因各种压力退出,但也一直在关注,“709”之后,律师非但没被打下去,维权律师群体反而壮大。虽然当局对辩护律师严防死守,导致辩护律师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没能走上法庭,但他们在社会的大法庭上充分发挥了才干。

“709”家属的抗争也是当局没有想到的,她们向社会表达诉求,向国际寻求支援,后期家属冲在前面,带着辩护律师去抗争。家属表示自己的决心非常重要,你做家人你都不理不睬,没表现出很坚决的决心,可能旁观的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热情支持。家属在“709”的表现超过我们辩护律师,甚至可能超过关在里边的亲人,很勇敢,而且也很智慧,让人耳目一新。

我听获得自由的律师讲过,他们在里面曾经受酷刑,正是辩护律师和他们的家属在外面不断抗争,使当局认识到再这样没办法收场,才勉强保住了他们的性命,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情况。

从改变人心的角度讲,709这个事件虽然没有像台湾美丽岛事件那样,让律师在法庭上充分发挥辩才,但也可说是中国走向民主法制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它同样在全民进行了一场民主法制的启蒙。(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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