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一个软抵制的典型例子——网约车四地新政

更值得探寻的是,从交通部的征求意见稿,到各地新规,新政的翻云覆雨所体现出来的系统性“软抵制”。

中国国庆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北上广深四地同时出台了当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的“落地细则”征求意见稿。这次各地出台新规,是对于交通部之前网约车新政的落地,会切实影响到网约车的发展与民众利益。因此,受到较大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异常严苛,完全与改革和社会期待背道而驰,引起舆论剧烈反弹。

地方化政策的“软抵抗”

此次四地新政,北京上海均要求本地户籍,广州深圳相对宽松,仅要求持有居住证。除了对人的要求,对车的要求也异常严格,不但要求本地车牌,加装GPS硬件,还要求是2.0L或1.8T排量、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除此之外,各地新规还规定了复杂的申请网约车司机资格的流程。

简单的说,四地的新政通过提高车辆价格、增加硬件成本、减少合格司机潜在数量、增加审批流程复杂度等措施,将全面减少网约车的供给,推高网约车的价格,保护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但却会使民众重回打车难的局面。讽刺的是,前段时间,舆论在严肃而真诚地争论“滴滴与优步合并之后是否会涨价”,现在大家才惊觉幼稚,原来,不顾一切要推高价格的,是政府相关部门。

这些政策,不但触犯民意,也涉及就业歧视,违反劳动法、行政许可法,相关论述很多,不再累述。更值得探寻的是,从交通部的征求意见稿,到各地新规,专车新政的翻云覆雨,所体现出来的系统性“软抵制”——地方相关部门不反对改革,但是,却通过地方化的政策来进行软抵制,化庙堂之上的改革意愿于无形。

首先,这种抵制来源于交通部留下的空间。之前交通部的新政的征求意见稿,也引起较大批评,在后来的暂行办法中,去掉了很多保守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受到社会的欢迎。

在交通部发布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时,就要求网约车“车内设施配置及车辆性能指标应明显高于主流巡游出租车”。在随后的舆论压力下,这一条被取消,在新的暂行办法中,仅要求“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不过,紧接其后留了一个小尾巴,表示“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正是在这一个尾巴的空间之下,借着“地方实际情况”,交通部基于改革意愿与舆论压力而去掉的条款又卷土重来。

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地方实际”这四个字,往往是改革的障碍。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改革意愿隔得更远,感受到的压力更小,同时,又有着熟悉地方特殊情况的理由,比起北京城里的部委,操作空间与躲闪空间也就更大。就这样,改革意愿离中南海越远也就越弱。所以,并不难理解,温家宝曾感叹过“政令不出中南海”,李克强也斥责“部长都同意的事情,难道还需要处长来把关?”

不仅如此,这种软抵制进一步变为各地配合。在同一天,四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出台相关政策,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就在同一时段,各地也纷纷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这种对经济影响更大的政策,反而没有这种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或多或少,房地产调控起码从目的性上还算站得住脚,而严苛、倒退的网约车政策,几乎很难得到认同,从而需要同时出台,以分摊舆论压力。

面对舆论压力的办法不是仅此而已。交通领域的出行改革,是民众普遍关切所在,是一个最民生的话题,也是最民生的改革,并不敏感。况且,此次各地本就是征求意见稿,畅所欲言本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相关部门留下了沟通渠道,但社会舆论的讨论、争论、批评,也是正常的与必要的。某种程度上,如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正是江湖之远的草根民意与庙堂之高的改革意愿共鸣,为改革赋能之机。一旦舆论受到压制,民意被阻隔在下,冲破软抵制、改革的力量就被削弱。

最易被效仿的“倒退性政策”

这张软抵抗的大网形成的最后一步是各地仿效。正如我多次说的那样,中国改革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好的事情,改革的事情,需要力排众议,艰难前行,逐省落地,而保守的、保护既得利益的事情,却很快得到效仿,卷土重来。北上广深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具有标杆意义,各地政策效仿,政治风险与舆论风险都更小。所以,这个倒退的政策,不出意外,将会得到各地相关部门的效仿,在全国普遍实施。就在写下此文时,重庆、杭州、天津也推出了类似的严厉政策。

于是,这种对改革的“软抵制”,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迅速蔓延,系统性地形成一张紧密的大网,上阻改革意愿,下隔民情。出行领域的改革,不管从消费升级,供给侧优化,还是解决打车难的民生之苦,解决就业与大众创业,都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在这张软抵制的大网阻隔下,改革意愿被消解了。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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