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江雄:大山中走出来的民主斗士——记全球华人公知熊飞骏先生

熊飞骏

大别山座落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西接桐柏山,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此地曾被称为红色摇篮,中共黄麻起义就在此发生。那个红安县(以前为黄安)出了中共200多个将军,美其名为将军县。说句实话,以前在我眼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土匪窝子,山穷水瘠出刁民,属于山野、水野、人野之地。

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我改变了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这个人就是熊飞骏先生。

熊飞骏也是湖北红安人,我知道他的名字时是因为他的一本书,《毛泽东到底对中国做了些什么?》他作为《历史真相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揭露毛时代的一些假象来启蒙大众。文章以一个个事例来写的,一般老百姓看得懂、吃得透。由此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大致了解了他的简况:熊飞骏,上世纪60年代生人,湖北同济医科大学毕业,毕业后曾自费游历了中国名山大川,探险过新疆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是全球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其代表作《中国在这里反思》(五卷、150万字)《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22万字)。

初次见到熊飞骏是在武汉市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那天上午,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前往,在一条林荫道上,他迎面走来,中等个子,壮实身材,四方脸透出山里人的淳朴和憨厚,但眼睛却闪出智慧的灵光。他住在一个城郊工业园宿舍,一个很小的房间,据他讲是朋友借给他写东西的。我们进去时,看到房间里仅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台笔记本电脑,有一个电饭煲,地上有两个白萝卜。我问他怎么吃饭?他说下面条。我问菜呢?他指了指白萝卜。我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不行,会把身体搞垮的”。他笑了笑:“没事,我的身体很棒的。”这一餐饭朋友请客,有意多买了一些菜,吃不完留下了。

后来又见了几次面,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多了,方知他走上这条职业革命的路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省地区药检局,是个很不错的单位,然而,在中共这种体制下,你若想升官,就得安分守己、处处听从领导,跟着赵家人的指挥棒亦步亦趋,但这对于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是无法忍受的。他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喜欢的。于是,领导找他谈话,给他两个选择,一就是安心搞业务,不要写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二是就离开单位,自寻出路。经过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后者。飞骏这个选择在当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后来事实证明,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老婆离婚,孩子也不认他这个爹了,他成了孤身一人,独闯天下。

历史上任何革命都是要付出的,像飞骏这个年龄能选择这条路的确不容易。有些人的革命或多或少带有个人恩怨,而飞骏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他家里有好几口死于国军之手,如果没有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刻了解,没有深厚的人文和历史知识,他是不会选择这条道路的。他的那本《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以鸦片战争以来清庭的腐败来比照中共当局的执政现状,夹叙夹议,可谓是妙笔生花、箭箭中的。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同龄人。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他受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华人社团邀请前往讲学,因晚上火车,时间尚早,我把他接到家休息。他背了一个大背包,看来很重。我要他放到我的自行车上,他执意不肯。我说你背着不累吗?他说不锻炼吃苦不行。我又问:“你这样到处奔波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信仰,什么苦都不怕了。”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一直放在我的脑海里。那天我请他吃饭,我们在一起小酌,他喝了点酒,显得很高兴。我问他:“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我在地图上查过,那么大,你是怎么走过去的?”他说:“出发前我花了5000元买了一头骆驼,把水和食品备足,整整走了8天8夜才走出去。”我问:“你一个人吗?”他说:“是的。走出沙漠后,骆驼都瘦得不行了,还好,我以1000块卖给了当地老百姓。”我们哈哈笑了起来。并约好等回国后再联系。

自那次从澳洲回来后,飞骏再也没出国了,他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国内。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启蒙在中国太重要了,现在时间太紧,革命和时间赛跑,许多老百姓还不了解真相,尚在半蒙昧状态,如果中国形势一旦有变,很可能会把薄熙来请出来,近三年内是中国关键时刻。”他准备把他的那两部书即《中国在这里反思》和《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加大印数,重点在中部地区散发。

然而,他这一计划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经费问题;二是当局已经对他进行了限制,下令所有的出版社和出版商都不准印他的书。经费解决了,是他把红安一套唯一的住房抵押,贷款8万准备印2000册。第二个问题,他找了很多出版商,别人一看是他的书都害怕了,不敢印。后来,他找了一家小印刷厂,想多给点钱来解决问题,然而这家小老板还是不答应。飞骏说,“这样吧,我把我的书稿放在你这里,你抽空看一下再说吧。”一个星期过后,这个老板打电话来了,说,“你的书我同意帮忙印了,不要你的钱。”原来这个老板看了飞骏的书后被深深打动了,决定冒风险给他印。这件事飞骏讲给我们听时,脸上还抑制不住激动。

书印出后,他请一个朋友帮忙开车送到省城,我们帮他销售。他说,“如果遇到经济困难的读者就不收钱算了,启蒙重要。”他的房子抵押时间是两年,如果两年到了不还款房子就没了。我们为他焦急。他淡淡地说,“没事,房子收去算了,我一个人哪里都能安生。”

今年“五一”放假期间,我们一行人约好到红安去看他。他那个已经抵押出去的两窒居的房子已显得有些破旧,他知道我们要来,头天就准备了菜。我们说到餐馆去吃,他执意不肯。他亲自下厨,菜虽简单,味道也不敢恭维,但对他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他说吃完饭后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

红安这个地方,中共将它作为一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每年组织大批人游客前来参观。什么“七里营红军一条街”、“烈士陵园”、“董必武纪念馆”,在这光鲜的背后,年青人是不知道内幕的。我的朋友A君老家就是离红安不远的光山县,他家就住在柴山保,是当年鄂豫皖苏区指挥部,在大革命时期,一个叫陈家湾村1000人被杀了700口,只剩下300人。他的奶奶就是被红军吴光浩一张条子,逼交300块大洋,因没交齐活活用石头砸死,连他的小叔叔都没放过,可见当时的残忍性。

车开到了一个僻静之地,这个地方叫黑洼,我们下了车,走进去有一个小池塘,很少几户人家。村子后面,是一片山坡,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被一堵破墙围住,我们走近只觉得阴风惨惨,毛骨悚然。飞骏介绍,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张国焘整肃AB团、改组派的地方。在这里杀了2000多人,因当时子弹有限,都是用刀砍、石头砸死的。飞骏说,当年他们把男的就用铁丝穿透锁骨、女的穿透下身拖到这里残杀的,恐怖极了,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不能幸免。

他领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荒野之地,他用当地口音对种地的老乡说些什么。到了一片小树林里,他突然说,找到了。原来不远处是一座坟,坟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程训宣烈士名垂千古”。我在碑前拍了照,心想,中共要搞红色教育,这些地方才真正是教育之地,让后人知道那条“左”的路线害死了多少人,他不仅杀别人,连自己人也杀,中共就是靠杀人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明白了飞骏带我们到这里的意思。

这次会面之后,又过了3个多月,我打电话给飞骏,想邀请他参加一个座谈会,他特地从安徽某地赶回,看他那个样子非常忙。我问他最近搞些什么?他只简单说了一下。当时正值胡石根、翟岩民、周世锋等以巅覆国家罪被判刑,许多人都害怕了。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例,他说:“晚清时期,康梁搞戊戌变法,这实际上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可慈禧太后还是杀了谭嗣同七君子 。可革命党人汪精卫直接剌杀摄政王,慈禧反而将汪放了。这说明统治者一向是欺软怕硬,你越怕他越欺负你。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飞骏这番话说得大家又有了信心。第二天一早,他又匆匆赶回安徽去了。

记得在红安时,飞骏中餐不吃饭,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他一天只吃两餐。我问为什么?他说忙起来没时间搞饭,再说开支比较紧张,这样又可节约时间又可锻炼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说他有时几天不吃饭,我说,你这是学道家僻谷吗?他点了点头。听了他这话我心疼不已。

他还告诉我,从这天开始就作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没有这种基本素质,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半途而废。现在就有些知识分子被中共的怀柔政策拉下水,我鄙视这种人。这些人本身就是养尊处优者,不能过艰苦的日子。我只有习惯了这种艰苦生活,才能抵御他们的诱惑。我问,他们诱惑了你吗?他说,有好几次说客找我,说要给我价格不菲,优越的条件,前题是答应他们的条件,当然都被我拒绝了。

我对飞骏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这就是熊飞骏,一个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的民主事业上去的人。他是时代的精英,中国需要这样的精英,只是这样的精英太少了。但是我相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曲折中前进,就是由于有了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希望。

已经是中秋节了,在这万家团圆之际,飞骏在哪里、又在干什么?或许伏在电脑上写文章,或许依在窗前孤独地望着外面皎洁的明月。此时此刻,我想起苏轼的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飞骏想的不是他一人,而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何日共婵娟——。

于2016年中秋节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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