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的美剧《暴君》第三季中，被誉为革命之母的达利娅在剧中的演讲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自由，却厌恶变革的人，恰如不愿耕地却渴望收获，他们惧怕闪电雷鸣，却渴望雨水润泽。”这段话极其犀利，深刻的剖析出一些宣称热爱自由却充满恐惧的人的心理，这种分裂人格在中国尤其普遍。
变革常常指向不确定的未来，指向可能的丧失，对于自身的利益毫无安全感的人们而言，这种丧失尤其让人恐惧。中共的统治能够持续六十多年，就在于它创造了一套恐惧的生产机制，它能制造恐惧，生产恐惧并收割恐惧。
对于中年以上的国人来说，恐惧记忆尤其深重。反右运动的迫害，大饥荒的饿殍满野，文革的仇恨与恐怖，天安门的坦克，这些恐惧记忆如同血液一般，已经融化到国人的骨髓中了。我的七十多岁的父亲，在毛时代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备受压迫，当了很多年民办教师难以转正，也无法入党，他对毛是憎恶的，但他不敢说，压抑着，直到2014春节，在家里吃饭闲聊的时候才破口而出，说完了还叮嘱我说：你不要到外面去说。我只得宽慰他道：爸爸，现在反毛的人网上到处都是。父亲在毛时代留下的恐惧几乎伴随了他大半生，以致于他工作生活上处处谨小慎微。
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具有如此高的恐惧指数。中共专政后的恐惧记忆已经成为几代人的一种精神记忆，它如同魔咒一样，控制着国人的生活、言与行。从代际关系看，恐惧指数与年龄呈正相关趋势。一般而言，60后的恐惧指数比70后高，70后又比80后高，80后又比90后高。我们的人生历程中，经常听到父辈们的叮嘱：别碰政治、少说话、别在微博微信上乱说等等之类的话。父辈们试图把他们的恐惧记忆作为一种教训或告诫传递给后辈，这种恐惧传递几乎成为中国人成长史中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专政中国下独特的恐惧文化。
正是基于这种代际关系的恐惧指数的不同，我对于经历过文革年代而依然选择反对与抗争的上辈人特别尊敬，因为他们突破了大部分国人的恐惧记忆，以自身的牺牲阻断了恐惧文化的传递，成为专政中国下可贵的灯塔，像胡石根、陈子明、高智晟等前辈的努力与牺牲，已成为延续遇罗克、顾准的反抗恐惧的标杆。
同时，我也对于恐惧指数整体越来越低的90后，以及未来的00后抱有期望，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当八九一代都开始渐入暮年，后八九一代辗转于生活的泥潭时候，当香港的黄之峰奋身一跃的时候，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年轻人。
欧洲社会学家弗兰克在《恐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培育人们的脆弱性是恐惧的政治的重要成果。现在的政府把公民当作脆弱的服从者，公民被当成个体和总是不知道自己最大的利益之所在的人。因此，决策者们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公众转移到私人利益。政治的衰竭具有引导性的力量，这力量一度被投入于占领日常生活。” 这是对于处在文明世界的欧洲的批判，同样适用于专政下的中国。专政体制擅长使用意识形态恫吓来营造恐惧，央视每天的常播剧目是中国一片繁荣昌盛，人民和谐安康，而美国却是枪击案频发、人民似乎水深火热，“民主会带来四分五裂，稳定必须压倒一切”的洗脑不断的制造对民主的恐惧、对变革的恐惧。这种意识形态的恐惧生产，伴随着在中国大地上每日上演的暴力强拆、武警上街，每逢大型国内国际会议的坦克飞机拱卫，以及各种暴力维稳共同构成了专政下的恐惧生产机制，它们不是中东和非洲的恐怖图片，而是活生生的大陆现实，是极权下的常态剧目，是内殖民中国的形象阐释。
当下的中国人中，恐惧指数最高的应是官僚系统中的政客，由于新极权的高压反腐，过去享受分赃体制的官僚们一个个如沸水中的老鼠，生活在高度的恐惧中，官员自杀率一路飙升，官商勾结的老板跑路率也随之飙升。相比长期生活在恐惧与掠夺之下的民众，依靠攫取大量利益而生的官僚阶层的恐惧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权力洗牌与冲刷下的官僚恐惧指数会随着新极权反腐的难以持续而逐渐递减。毕竟，新极权无论如何集权，也必须庞大的官僚阶层配合与服从，官僚阶层的消极反制也会使得新极权的反腐动能会逐渐衰弱。
恐惧指数其次高的应是彷徨的中产阶层。据《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近年来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 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高通胀率、飞涨的房价及混乱的股市都在蚕食中产的财富。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附性，财富安全的脆弱性使得他们的恐惧指数居高不下。许多城市中产是改革大潮中的分羹者，他们辛苦劳动获得的些许利益使得他们特别害怕利益的丧失，中产阶层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整体的亲体制的保守性，构成了他们政治犬儒和冷漠的特征。这颠覆了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诉求和表达也随之会提高的观点，也让国内鼓吹“中间社会站起来”的观点成为虚无缥缈的梦幻。
由此可以看出，恐惧指数与利益和资源的占有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益占有越多的群体，恐惧失去的心理也越强烈，恐惧指数也越高。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权贵阶层资本转移潮和中产移民潮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新极权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的持续下行是中国主流阶层恐惧指数持续攀高的主因。
恐惧指数稍低的应是底层民众。这个群体基数庞大，又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所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所拥有的利益最少，害怕失去的恐惧也最少。近年的社保、反腐、放开二胎等政策又让他们产生奴隶般的虚假希望，一些受损群体主动在维权，大部分人则依然徜徉在中国梦里穷快活。
恐惧指数最低的应是中国民间的变革派。在当局的打压和主流阶层的疏离下，这个群体目前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但随着新极权体制的冻结化日益彰显，随着民众的觉醒与愤怒加速，变革派的群体将会显著增长，过去活跃的改良派也会分化出一部分汇聚到变革派中来。变革派由于长期处在高压下，对于专政体制的清醒认知使得他们很少抱有虚假侥幸心理。相比起其他社会群体，在民间多年的抗争与道义鼓舞下，变革派的恐惧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反抗极权的过程也是反抗恐惧的过程，只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汇聚到变革的阵营中来，中国人的恐惧指数大幅降低的时候，真正的变革才会开始，一个告别恐惧的新时代也才会到来。
2016年9月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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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告别恐惧，新时代才会到来
热播的美剧《暴君》第三季中，被誉为革命之母的达利娅在剧中的演讲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自由，却厌恶变革的人，恰如不愿耕地却渴望收获，他们惧怕闪电雷鸣，却渴望雨水润泽。”这段话极其犀利，深刻的剖析出一些宣称热爱自由却充满恐惧的人的心理，这种分裂人格在中国尤其普遍。
变革常常指向不确定的未来，指向可能的丧失，对于自身的利益毫无安全感的人们而言，这种丧失尤其让人恐惧。中共的统治能够持续六十多年，就在于它创造了一套恐惧的生产机制，它能制造恐惧，生产恐惧并收割恐惧。
对于中年以上的国人来说，恐惧记忆尤其深重。反右运动的迫害，大饥荒的饿殍满野，文革的仇恨与恐怖，天安门的坦克，这些恐惧记忆如同血液一般，已经融化到国人的骨髓中了。我的七十多岁的父亲，在毛时代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备受压迫，当了很多年民办教师难以转正，也无法入党，他对毛是憎恶的，但他不敢说，压抑着，直到2014春节，在家里吃饭闲聊的时候才破口而出，说完了还叮嘱我说：你不要到外面去说。我只得宽慰他道：爸爸，现在反毛的人网上到处都是。父亲在毛时代留下的恐惧几乎伴随了他大半生，以致于他工作生活上处处谨小慎微。
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人具有如此高的恐惧指数。中共专政后的恐惧记忆已经成为几代人的一种精神记忆，它如同魔咒一样，控制着国人的生活、言与行。从代际关系看，恐惧指数与年龄呈正相关趋势。一般而言，60后的恐惧指数比70后高，70后又比80后高，80后又比90后高。我们的人生历程中，经常听到父辈们的叮嘱：别碰政治、少说话、别在微博微信上乱说等等之类的话。父辈们试图把他们的恐惧记忆作为一种教训或告诫传递给后辈，这种恐惧传递几乎成为中国人成长史中的一部分，也构成了专政中国下独特的恐惧文化。
正是基于这种代际关系的恐惧指数的不同，我对于经历过文革年代而依然选择反对与抗争的上辈人特别尊敬，因为他们突破了大部分国人的恐惧记忆，以自身的牺牲阻断了恐惧文化的传递，成为专政中国下可贵的灯塔，像胡石根、陈子明、高智晟等前辈的努力与牺牲，已成为延续遇罗克、顾准的反抗恐惧的标杆。
同时，我也对于恐惧指数整体越来越低的90后，以及未来的00后抱有期望，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当八九一代都开始渐入暮年，后八九一代辗转于生活的泥潭时候，当香港的黄之峰奋身一跃的时候，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年轻人。
欧洲社会学家弗兰克在《恐惧的政治》一书中指出：“培育人们的脆弱性是恐惧的政治的重要成果。现在的政府把公民当作脆弱的服从者，公民被当成个体和总是不知道自己最大的利益之所在的人。因此，决策者们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公众转移到私人利益。政治的衰竭具有引导性的力量，这力量一度被投入于占领日常生活。” 这是对于处在文明世界的欧洲的批判，同样适用于专政下的中国。专政体制擅长使用意识形态恫吓来营造恐惧，央视每天的常播剧目是中国一片繁荣昌盛，人民和谐安康，而美国却是枪击案频发、人民似乎水深火热，“民主会带来四分五裂，稳定必须压倒一切”的洗脑不断的制造对民主的恐惧、对变革的恐惧。这种意识形态的恐惧生产，伴随着在中国大地上每日上演的暴力强拆、武警上街，每逢大型国内国际会议的坦克飞机拱卫，以及各种暴力维稳共同构成了专政下的恐惧生产机制，它们不是中东和非洲的恐怖图片，而是活生生的大陆现实，是极权下的常态剧目，是内殖民中国的形象阐释。
当下的中国人中，恐惧指数最高的应是官僚系统中的政客，由于新极权的高压反腐，过去享受分赃体制的官僚们一个个如沸水中的老鼠，生活在高度的恐惧中，官员自杀率一路飙升，官商勾结的老板跑路率也随之飙升。相比长期生活在恐惧与掠夺之下的民众，依靠攫取大量利益而生的官僚阶层的恐惧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权力洗牌与冲刷下的官僚恐惧指数会随着新极权反腐的难以持续而逐渐递减。毕竟，新极权无论如何集权，也必须庞大的官僚阶层配合与服从，官僚阶层的消极反制也会使得新极权的反腐动能会逐渐衰弱。
恐惧指数其次高的应是彷徨的中产阶层。据《金融时报》的一项调查，近年来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 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高通胀率、飞涨的房价及混乱的股市都在蚕食中产的财富。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附性，财富安全的脆弱性使得他们的恐惧指数居高不下。许多城市中产是改革大潮中的分羹者，他们辛苦劳动获得的些许利益使得他们特别害怕利益的丧失，中产阶层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整体的亲体制的保守性，构成了他们政治犬儒和冷漠的特征。这颠覆了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经济地位的提高，政治诉求和表达也随之会提高的观点，也让国内鼓吹“中间社会站起来”的观点成为虚无缥缈的梦幻。
由此可以看出，恐惧指数与利益和资源的占有量呈正相关关系，利益占有越多的群体，恐惧失去的心理也越强烈，恐惧指数也越高。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权贵阶层资本转移潮和中产移民潮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新极权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的持续下行是中国主流阶层恐惧指数持续攀高的主因。
恐惧指数稍低的应是底层民众。这个群体基数庞大，又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所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所拥有的利益最少，害怕失去的恐惧也最少。近年的社保、反腐、放开二胎等政策又让他们产生奴隶般的虚假希望，一些受损群体主动在维权，大部分人则依然徜徉在中国梦里穷快活。
恐惧指数最低的应是中国民间的变革派。在当局的打压和主流阶层的疏离下，这个群体目前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但随着新极权体制的冻结化日益彰显，随着民众的觉醒与愤怒加速，变革派的群体将会显著增长，过去活跃的改良派也会分化出一部分汇聚到变革派中来。变革派由于长期处在高压下，对于专政体制的清醒认知使得他们很少抱有虚假侥幸心理。相比起其他社会群体，在民间多年的抗争与道义鼓舞下，变革派的恐惧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反抗极权的过程也是反抗恐惧的过程，只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汇聚到变革的阵营中来，中国人的恐惧指数大幅降低的时候，真正的变革才会开始，一个告别恐惧的新时代也才会到来。
2016年9月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