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雷震案56周年,那一页的历史翻篇了吗?

雷震

1960年9月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等莫须有罪名将《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逮捕入狱,成为台湾战后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雷震家人的多次陈情和呼吁,42年后,这件政治冤案终获平反。从当时看,雷震等知识分子全面失败,但是从后来台湾的政治变革看,“雷震案”可以算得上是台湾民主进程的重要抗争,至今仍对台湾政局产生某种潜在影响。这也是此文纪念的由来。

由于海峡两岸睽隔对峙,虽早在八十年代就于其它书籍中,零星得窥雷震先生大名,却始终不知《自由中国》“雷震案”的细节始末,以及雷先生为中国民主自由所做出的百般艰苦的伟大努力。“雷震案”发生四十二周年后的2002年9月4日,雷震先生终于沉冤得雪。十多年前,在尚未得自由甘霖的中国大陆,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雷震先生的传记《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范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让我们从中知晓自由之路的艰辛曲折,看到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践者雷震先生光风霁月的人格力量,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绝大器度,真令我们这些晚生后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雷先生青壮年时期供职于国民政府之中,享有高官厚禄,与蒋介石及诸多高官显要过丛甚密,却始终是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坚定拥护者。即便对于国民政府由训政到宪政的路径,做着许多修补性的努力,本着让政府渐进改良的良善望愿,最终因诸多原因而失败,以致国共两岸分治,也绝不放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之底限。雷震先生早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攻读政治学,师从名师森口繁治先生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政治思想,从而打下了一生为自由民主献身的理想。正是由于恪守自由民主作为自己一生向往追求的目标,才最终从既得利益集团里分离出来,与强人政治分手,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蒋氏政权分道扬镳,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走上了理性建言,批评政府错失,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漫长道路,直到1960年9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通“匪谍罪”逮捕入狱。在国家板荡之时,历时十年之久,贯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大张自由之旗、并努力付诸实践的光辉典范。

雷震先生早岁失怙,端赖慈母抚养成人,性格刚毅,百折不悔,这使得他在看到国民党丧师失地,退守台湾的不利情境中,依然敢于坚守自己的理想,《自由中国》半月刊便在1949年11月20日的多事之秋出版问世了。彼时,国民党蒋氏政权立足台湾未稳,百事待兴,尚无暇顾及《自由中国》不顺耳的言论实质。待稍一安定,便对《自由中国》实施严厉打压。从孙元锦自杀事件到“祝寿专号”,从《自由中国》十年七换印刷厂到陈怀琪事件,《自由中国》大张旗鼓地主张人权及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教育中立(党派退出教育)及军队国家化,反对军人干政。因此《自由中国》杂志及同仁,尤其是雷震先生所受到的威胁,日甚一日,最终因雷震先生决意组织抗衡国民党一党执政之中国民主党——在雷先生看来,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强有力的反对党制衡执政党,用合法手段获得政权是民主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人类公共生活的诸多方面没有良性竞争,都将是一种灾难,政党政治尤其如此,独裁专制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大敌——而遭致逮捕入狱十年。

雷震先生1970年以老病之躯被出狱后,仍旧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无端跟踪、盯梢,干扰他及家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子女相见亦遭受非人的阻拦。即便在如此不利之境况下,雷震先生仍旧对异见者及后辈之关于民主自由的一切努力,寄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因为雷先生一直自信“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努力工作,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雷先生狱中家书)。不特如此,雷先生对因国民党军警的威逼利诱,而诬蔑他通匪的下属刘子英,也心存怜惜悲悯之心,同时将为自由并肩努力的老友殷海光,殁后迁至自己墓地旁边——雷先生命名为“自由墓园”——仿佛黄泉下朝夕把悟,高情厚谊,也可彰显出雷先生一生对自由民主理念之坚持,深入到何等不可移易的骨髓之中。由于雷震先生为中国自由民主的不懈努力,胡适及唐德刚诸先生均主张立为他塑一铜像,永资纪念。

《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作为大陆所出的第一本全面介绍雷震先生一生思想心路历程的传记,丰富的资料,如《雷震全集》及相关档案、研究论著的征引,配以不少的图片,清晰的思路,都显示出作者范泓费了不少心力。尽管作者在对中国自由主义群体的互相影响及分歧的论述上,未能用专章来谈及,令人稍感传记思想的深度有所欠缺,但作者荜路蓝缕之功,是我们断断不可以忘怀的。

转自:七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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