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发生了政变，原因是总统埃尔多安试图推动政教合一，从而与主张世俗化的军方爆发冲突。埃尔多安推动政教合一违背了民主，军方发动政变也背离了民主。此前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试图推动政教合一，而被军方赶下台，现在土耳其也面临类似情况。尽管此次土耳其军方政变失败了，如果埃尔多安不知道汲取教训，恐怕土耳其的政局还会出现诸多变局，包括不排除军方再次发动政变。
下面就来说说宗教与民主的关系，这对于今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无参考作用。
最早的民主国家是新教国家，于是有人认为天主教不利于民主化；等天主教国家大多实现了民主，又有人认为东正教不利于民主化。基督教与民主有高度关联，基督教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和儒教国家中，民主国家不多。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基本上都是新教国家，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起初在信条和组织上都比新教威权，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天主教内部出现变革，由威权的支持者变成了民主的支持者。教会对威权和极权体制往往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受、矛盾心理、反对。起初，教会对非民主政府是接受，后来变成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最后变成了反对。这也有点类似于中产阶层对于非民主政府的态度。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教会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仅次于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基督教有利于民主化，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则不利于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佛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就不能实现民主，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照样实现了民主。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中已有部分国家实现了民主，这说明宗教和文化因素，只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在现代化中，韩国由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这有力地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基督教可以促进民主化，佛教在某些国家也能促进民主化，如在缅甸这个佛教国家，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就有力地推动了缅甸的民主化。在某些儒家文化圈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可以实现宪政民主，如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日本、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另外，还有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实现了民主，以犹太教为主的以色列实现了民主，以东正教（希腊正教）为主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也实现了民主。由此可见，宗教会影响民主化，但不能决定性地影响民主化。有些宗教对民主化的影响是正面的（如新教），有些宗教对民主化的影响是负面的（如伊斯兰教）。即便是对民主化有负面影响的宗教，如果能够与时俱进，也能转化为正面影响（如土耳其世俗化的伊斯兰教）。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宗教和文化也会发生变化。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儒家文化也出现了创造性转化，这为日本的民主化扫清了障碍。印尼和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在现代化中也已世俗化，这让印尼和土耳其成为民主的世俗化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由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基督教徒猛增，有人甚至预估十多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当然有利于大陆的民主化。社会学家杨凤岗说：“中国的基督徒将在2025年达到1.6亿，到2030年超过2.47亿…..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大环境不是特别理想，但相信公共性的发展趋势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历史发展让我们看到，基督教肯定会给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带来影响和改变，例如罗马、韩国等。”
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是民主转型的积极力量，为此官方加大了对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的打压力度。官方害怕出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他们不希望看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制衡。
中国大陆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也要改变观念，适应现代化和民主化，不然，就会被边缘化。首先，儒家、佛教和道教，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附于官方；其次，观念和教义要世俗化和现代化；最后，在民主转型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扮演政府的帮凶。
在菲律宾的民主化中，天主教的辛海绵主教居功厥伟，他一边以宗教领袖身份反对马科斯的独裁，一边又凭借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支持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参加总统选举。
在波兰民主转型中，波兰教会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迫害公民，一方面为被通缉的异议分子提供庇护。波别乌什科神甫惨遭秘密警察杀害后，让天主教站到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会见了狱中的瓦文萨，给了反对派极大的精神鼓舞。瓦文萨说，波兰的民主化一半功劳要归功于教皇。瓦文萨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可见天主教在波兰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保罗二世，就没有铁幕的崩溃。”
缅甸的民主化应归功于佛教徒发动的番红花革命，而中国的佛教徒集体犬儒化了，由此也可见热心公共事务的望云和尚之难能可贵。有人说参与政治的和尚不是好和尚，事实上没有公益心的和尚都是假和尚，望云和尚不过是热心公益事业罢了，但政府非要把他打成政治犯。其实缅甸的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不过是抗议暴政而已。
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的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中，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了很大作用，一是为反对派提供精神支持和庇护场所，二是为受伤的抗议民众提供医疗。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民选的执政党，但由于推行过于保守的宗教政策，被世俗力量和军队赶下台。在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基督教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国大陆等。东正教在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化中，也有望成为积极力量。
宪政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治与共和，更离不开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而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塑造又离不开宗教和道德。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离开宗教而存在……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一准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文明是宗教和道德的产物。他说：“在美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下更为需要。”
正常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实现了民主政治；而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世俗的威权国家，随后被选上去的穆斯林兄弟会又想把埃及变成宗教的民主国家，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又被军方赶下台。由此可见，要实行民主，就要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也要进行世俗化改革。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为此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索罗什等人，试图推动伊斯兰教世俗化和现代化，“主张依据社会的发展，把注意焦点从伊斯兰教内所强调的义务转向对权利的追寻；强调伊斯兰教法中所主张的人的尊严、公正和容忍”。提倡通过伊斯兰教的改革，为实现民主和人权而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国体制也是一种变异的政教合一。党国体制和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故党国体制解体和政教分离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前提。
在宗教与宪政的关系中，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最为密切。《大宪章》拉开了英国宪政的序幕，而正因为有教会联手贵族与国王相抗衡才有了《大宪章》。宪政民主是多元化的产物，而宗教是多元化的力量之一，它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波兰学者米奇尼克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基督教不但是制衡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少宪政民主国家的精神力量。学者杨小凯说：“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美国著名法学界伯尔曼指出：“自由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的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转自：沈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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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平：从土耳其政变说起——谈谈宗教与民主
近日土耳其发生了政变，原因是总统埃尔多安试图推动政教合一，从而与主张世俗化的军方爆发冲突。埃尔多安推动政教合一违背了民主，军方发动政变也背离了民主。此前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试图推动政教合一，而被军方赶下台，现在土耳其也面临类似情况。尽管此次土耳其军方政变失败了，如果埃尔多安不知道汲取教训，恐怕土耳其的政局还会出现诸多变局，包括不排除军方再次发动政变。
下面就来说说宗教与民主的关系，这对于今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无参考作用。
最早的民主国家是新教国家，于是有人认为天主教不利于民主化；等天主教国家大多实现了民主，又有人认为东正教不利于民主化。基督教与民主有高度关联，基督教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和儒教国家中，民主国家不多。第一波民主化国家基本上都是新教国家，而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起初在信条和组织上都比新教威权，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天主教内部出现变革，由威权的支持者变成了民主的支持者。教会对威权和极权体制往往经历了三个阶段：接受、矛盾心理、反对。起初，教会对非民主政府是接受，后来变成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最后变成了反对。这也有点类似于中产阶层对于非民主政府的态度。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教会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仅次于经济发展。
总体而言，基督教有利于民主化，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则不利于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佛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就不能实现民主，在一些非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照样实现了民主。在儒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中已有部分国家实现了民主，这说明宗教和文化因素，只是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在现代化中，韩国由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这有力地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基督教可以促进民主化，佛教在某些国家也能促进民主化，如在缅甸这个佛教国家，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就有力地推动了缅甸的民主化。在某些儒家文化圈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可以实现宪政民主，如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日本、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另外，还有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实现了民主，以犹太教为主的以色列实现了民主，以东正教（希腊正教）为主的希腊和塞浦路斯也实现了民主。由此可见，宗教会影响民主化，但不能决定性地影响民主化。有些宗教对民主化的影响是正面的（如新教），有些宗教对民主化的影响是负面的（如伊斯兰教）。即便是对民主化有负面影响的宗教，如果能够与时俱进，也能转化为正面影响（如土耳其世俗化的伊斯兰教）。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宗教和文化也会发生变化。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儒家文化也出现了创造性转化，这为日本的民主化扫清了障碍。印尼和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在现代化中也已世俗化，这让印尼和土耳其成为民主的世俗化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由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家，基督教徒猛增，有人甚至预估十多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这当然有利于大陆的民主化。社会学家杨凤岗说：“中国的基督徒将在2025年达到1.6亿，到2030年超过2.47亿…..中国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仰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虽然现在中国基督教的大环境不是特别理想，但相信公共性的发展趋势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历史发展让我们看到，基督教肯定会给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带来影响和改变，例如罗马、韩国等。”
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是民主转型的积极力量，为此官方加大了对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的打压力度。官方害怕出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他们不希望看到独立的宗教团体和公民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制衡。
中国大陆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也要改变观念，适应现代化和民主化，不然，就会被边缘化。首先，儒家、佛教和道教，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附于官方；其次，观念和教义要世俗化和现代化；最后，在民主转型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扮演政府的帮凶。
在菲律宾的民主化中，天主教的辛海绵主教居功厥伟，他一边以宗教领袖身份反对马科斯的独裁，一边又凭借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支持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参加总统选举。
在波兰民主转型中，波兰教会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迫害公民，一方面为被通缉的异议分子提供庇护。波别乌什科神甫惨遭秘密警察杀害后，让天主教站到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会见了狱中的瓦文萨，给了反对派极大的精神鼓舞。瓦文萨说，波兰的民主化一半功劳要归功于教皇。瓦文萨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可见天主教在波兰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保罗二世，就没有铁幕的崩溃。”
缅甸的民主化应归功于佛教徒发动的番红花革命，而中国的佛教徒集体犬儒化了，由此也可见热心公共事务的望云和尚之难能可贵。有人说参与政治的和尚不是好和尚，事实上没有公益心的和尚都是假和尚，望云和尚不过是热心公益事业罢了，但政府非要把他打成政治犯。其实缅甸的佛教徒发动番红花革命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不过是抗议暴政而已。
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的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中，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起了很大作用，一是为反对派提供精神支持和庇护场所，二是为受伤的抗议民众提供医疗。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成为民选的执政党，但由于推行过于保守的宗教政策，被世俗力量和军队赶下台。在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基督教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国大陆等。东正教在俄罗斯等国的民主化中，也有望成为积极力量。
宪政民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治与共和，更离不开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而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塑造又离不开宗教和道德。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说，“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离开宗教而存在……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一准则可以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治文明是宗教和道德的产物。他说：“在美国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下更为需要。”
正常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实行政教分离，实现了民主政治；而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未能实现民主政治。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世俗的威权国家，随后被选上去的穆斯林兄弟会又想把埃及变成宗教的民主国家，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试图推行政教合一，又被军方赶下台。由此可见，要实行民主，就要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也要进行世俗化改革。伊朗的全称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为此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和宗教改革思想家索罗什等人，试图推动伊斯兰教世俗化和现代化，“主张依据社会的发展，把注意焦点从伊斯兰教内所强调的义务转向对权利的追寻；强调伊斯兰教法中所主张的人的尊严、公正和容忍”。提倡通过伊斯兰教的改革，为实现民主和人权而奠定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国体制也是一种变异的政教合一。党国体制和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故党国体制解体和政教分离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前提。
在宗教与宪政的关系中，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最为密切。《大宪章》拉开了英国宪政的序幕，而正因为有教会联手贵族与国王相抗衡才有了《大宪章》。宪政民主是多元化的产物，而宗教是多元化的力量之一，它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扩张。波兰学者米奇尼克说：“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基督教不但是制衡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少宪政民主国家的精神力量。学者杨小凯说：“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美国著名法学界伯尔曼指出：“自由民主主义乃是西方历史上头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是与传统基督教相分离，同时又吸收了传统基督教的神圣观念和它的一些主要价值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转自：沈限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