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堪称“新闻教科书”的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Will McAvoy对刻板的“客观中立”有一段经典调侃：如果共和党说“地球是平的”，民主党说“地球是圆的”，《纽约时报》的标题就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就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达成一致》。Will把这种现象称为“虚伪的客观”。
这个调侃中，《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事实，但只是表面事实──为了避免在谁是谁非上表态，是非不分地“乡愿”了一把。读者也会糊涂：难道地球的形状还没有定论？
在真实的新闻世界中，媒体和记者的“虚伪客观”随处可见。他们有时是为了避免判断，有时是避免得罪当权者或利益方，有时则是缺乏挖掘背后真相所需的意识和能力，即“结构性思维”。
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看“虚伪的客观”和“结构性思维”，会更有现实感：端传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长文《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
在长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文新闻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绍维吾尔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到问题剖析一层，“He Said She Said”式的“虚伪客观”仍然阴魂不散。将治理死结归因于“循环论证”，缺少了对两个问题的追问：
第一，这种“循环”是怎么开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辖之前，维吾尔人本是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信徒。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军团管理”是否有关系？
第二，“循环”中的政府和维吾尔人两方，是对等的吗？文章对“循环”的描述，让人感觉双方对现状有对等的责任，由国家权力垄断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却没有被计算在内。
然而，海外的“压迫”论述，在信息封锁下真的能传递到普通的维吾尔人，从而成为“反抗”的主要来源吗？维吾尔人的日常“反抗”，如坚持带头巾——真的符合国家的“暴恐”论述吗？
引入以上两个对“结构”的追问（当事人或群体置身于怎样的外部社会建构？这一建构对当事人或群体如何压迫？）不难发现，将新疆治理问题描述为“循环”，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问题，都处于自身的“结构”中，是“结构”让问题难以解决，让群体和人陷于困境，缺乏“结构性思维”的报导，对当事人难免不公平。新闻也会因为“虚伪的客观”，成为一种保守势力，而非改变的推动力。
在中国大陆，“结构”的主要来源是政治体制。但主流新闻业者对体制批判讳莫如深，“不得不”在“虚伪的客观”中打转。“理中客”（理性、客观、中立）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象征，过去被推崇备至，现在却成了民众的讽刺用语。
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无人致谢》曾有说明：“抗争报导”本身就是抗争、就是运动。因此对于“抗争报导”的书写者，拒绝“虚伪的客观”，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思考，至关重要。
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当事人的身份特征，比如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肤色等等，然后分别评估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从中就能看到：当事人是否面临结构性压迫。
结构性压迫越少的当事人，在社会地位上相对强势，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动性较高。但在“极权社会”中，除了身份上的强势或弱势，还要重点考虑“政治打压”因素。政治气氛越紧张，当事人异议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临的政治打压就越严重，当事人就越弱势，甚至会抵消身份带来的能动性。
基于身份和政治打压的“结构处境”评估，可以提示书写者要怎样理解自己的受访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资料怎么收集、采访怎么设计、书写怎么深入。
然而，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结构性思维”的作用，仅限于让书写者看到弱势和弱势的原因，但弱势等于正义吗？“抗争报导者”应该无条件地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吗？显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让我们明辨是非。例如维吾尔人受到压迫，并不说明投奔ISIS就是正义——这并不像地球是圆是平那么简单。
越来越多的媒体批评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观”并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评者强调：“正义”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每个人无可避免都有“立场”，每个人都会通过“立场”对“事实”进行筛选折射，提炼出基于“立场”的“正义”，书写者更是如此。很多传统新闻业者，将隐藏立场、淡化立场表述为“没有立场”、“中立”，恐怕是不够诚实的。
“抗争报导”的书写者，由于其“新闻”和“运动”的双重属性，应该明确立场（即诉求）。这样，书写者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否则不成“运动”，也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这个立场必须是公开且诚实的，这样，读者和公众才能去检视故事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从而决定是质疑还是采信和认同，否则不具备成为“新闻”的可能。
而这样的要求，给每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带来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抗争报导”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如何在有立场的情况下，保障报导的真实性？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到每一个“抗争报导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经与有志成为“抗争报导者”的青年人分享过经验。一开始，我请大家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项价值，并为这些价值排序。他们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这些价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立场。
我在此给出自己的价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将“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属于“左翼”，再结合我认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权威是实现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说我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
每个抗争报导者选取的价值和其排序，就是他们的“价值篮子”。总体而言，我认为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应该是认同抗争而反对极权社会的。尽管每个人对取代极权社会的方式以及目标社会，难免有千差万别的想像。
“篮子”里的东西，而不是对方的苦况，或者跟对方关系多好，决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访者站在一起。同时，我也会用“篮子”里的价值作为最终目标，去问自己和受访者：我所报导的这场运动，究竟指向的是哪里？相对我选择的价值目标有怎样的分歧？有怎样的效果和意义？
我在2012年卧底采访过毛泽东主义组织“乌有之乡”，从我的“篮子”出发，我并不认同毛泽东主义及他们对毛的崇拜。但我的“篮子”也会提醒我，作为多元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有意义，也有被看到和表达的权利，不应受到主流话语的遮蔽和当局的打压。
我在那篇报导中采取的做法是：了解他们的活动和组织方式之外，更去分别深究“乌有之乡”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他们怎么理解毛泽东时代？他们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个看似高度服从的小组织，每个人都描绘的是不同的图景，彼此间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简单的话语形式凝聚。
另外，时刻记住自己的“篮子”非常重要，但不代表“篮子”的内容是永恒不变的。相反，缓慢但持续地调整“篮子”的构成和比重，是抗争报导者成长中最重要的功课。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了立场，如何保障报导的真实呢？
传统新闻行业的采编制度，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方式去保障报导的真实性——比如信源信度审查、多重信源核实、音像资料保存、避免自发评论等等。我们在“抗争报导”中都应尽量遵守，但也有现实的困难。
“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往往要具备特殊的履历和位置，才能深入抗争进行报导（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争报导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中会具体阐述）。这样的现实，以及政治打压和抗争运动的隐蔽性质，决定着传统采编制度的真实性保障机制会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采访者对编辑或其他记者难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愿配合核验工作；在政治打压事件中，要求警方回应，可能会给自己和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么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知情人或有类似经验的人进行一致性检验，或通过该受访者其他表述的真实度来辅助验证，但误差难免增加。
这种情况下，新闻机构往往需要依靠发表后的反馈，以及报导者的信誉纪录，来判断能否与其合作。这意味着，“抗争报导者”必须对自身的诚实有严苛的要求：有立场，不代表报导者能直接用立场去书写评说，更不能因立场而扭曲事实的表述，而仍然要通过事实和他人的观点来展现事件、记录运动，才能写出被新闻行业检视和接纳的作品。
但相比于具体事件细节和话语的真实性，对“抗争报导者”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坚持凭借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来审视运动的社会意义，引发更深沉的追问——不浪漫化运动，也不放弃对其效果和正当性的拷问，从而令“抗争报导”本身，能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在采访过程中，书写者很容易因为被对压迫者的愤怒、对压迫遭遇的同情、运动者的道德魅力和运动的激情洗脑，而拔高运动，甚至无视或隐瞒其中的复杂和问题。当你面对一个经历过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来的人，你是否忍心追问他与他的运动参与者，他对运动意义的高度描绘，会否只是自我恢复过程中的幻觉？
然而，被情绪蒙蔽的文字是对不起读者的，也过不了时间这一关。
要克服这种“洗脑”，我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不断自问，“我与受访者是太近还是太远？”、“我对受访者是否有偏见？”、“我对受访者的说法有足够的审视和批判吗？”、“我对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价值篮子吗？是否受到了采访对象的影响？”、“我的价值篮子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调整？”
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结构性思维”会带人进入一个极其复杂和不公的世界，常让人感到绝望无力，“自反与自省的自觉”，就意味着自我拷问将无穷无尽，不能有一刻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对个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绪处理，都构成严重的考验。
在《今夜无人致谢》中，我写到：在我心目中，“抗争报导”的意义，在于追问“人类如何度过黑暗时代”。那么，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诚实与清醒，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必须踏在真实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据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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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乐：书写抗争并非客观中立，而是诚实和清醒
在堪称“新闻教科书”的美剧《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中，男主角Will McAvoy对刻板的“客观中立”有一段经典调侃：如果共和党说“地球是平的”，民主党说“地球是圆的”，《纽约时报》的标题就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无法就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达成一致》。Will把这种现象称为“虚伪的客观”。
这个调侃中，《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事实，但只是表面事实──为了避免在谁是谁非上表态，是非不分地“乡愿”了一把。读者也会糊涂：难道地球的形状还没有定论？
在真实的新闻世界中，媒体和记者的“虚伪客观”随处可见。他们有时是为了避免判断，有时是避免得罪当权者或利益方，有时则是缺乏挖掘背后真相所需的意识和能力，即“结构性思维”。
报导需要深挖问题的“结构根源”
通过真实的例子来看“虚伪的客观”和“结构性思维”，会更有现实感：端传媒在去年12月刊出长文《维吾尔族外逃与加入伊斯兰国大起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官方认定‘暴恐’需要‘被严打’。但是，到了海外维吾尔异议团体的话语中，‘严打’就变成‘压迫’，而既然‘被压迫’，当然就要‘反抗’。在新疆，其实很难分辨究竟是‘暴恐’先出现，还是‘打压’先出现，抑或二者同时并存。‘暴恐’与‘反抗’，‘严打’与‘压迫’成了两组同义词，构成封闭的‘循环论证’。”
在长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文新闻世界中，能有一篇文章深度介绍维吾尔人的宗教和生活困境，实属难能可贵。但走到问题剖析一层，“He Said She Said”式的“虚伪客观”仍然阴魂不散。将治理死结归因于“循环论证”，缺少了对两个问题的追问：
第一，这种“循环”是怎么开始的？文章作者也提及，中共管辖之前，维吾尔人本是相当世俗化的伊斯兰信徒。是什么让他们开始原教旨化？跟中共自始至今的“军团管理”是否有关系？
第二，“循环”中的政府和维吾尔人两方，是对等的吗？文章对“循环”的描述，让人感觉双方对现状有对等的责任，由国家权力垄断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却没有被计算在内。
然而，海外的“压迫”论述，在信息封锁下真的能传递到普通的维吾尔人，从而成为“反抗”的主要来源吗？维吾尔人的日常“反抗”，如坚持带头巾——真的符合国家的“暴恐”论述吗？
引入以上两个对“结构”的追问（当事人或群体置身于怎样的外部社会建构？这一建构对当事人或群体如何压迫？）不难发现，将新疆治理问题描述为“循环”，是值得商榷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问题，都处于自身的“结构”中，是“结构”让问题难以解决，让群体和人陷于困境，缺乏“结构性思维”的报导，对当事人难免不公平。新闻也会因为“虚伪的客观”，成为一种保守势力，而非改变的推动力。
在中国大陆，“结构”的主要来源是政治体制。但主流新闻业者对体制批判讳莫如深，“不得不”在“虚伪的客观”中打转。“理中客”（理性、客观、中立）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象征，过去被推崇备至，现在却成了民众的讽刺用语。
“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与局限
在“书写抗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今夜无人致谢》曾有说明：“抗争报导”本身就是抗争、就是运动。因此对于“抗争报导”的书写者，拒绝“虚伪的客观”，有意识地进行结构性思考，至关重要。
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最基本方法是分析当事人的身份特征，比如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肤色等等，然后分别评估身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从中就能看到：当事人是否面临结构性压迫。
结构性压迫越少的当事人，在社会地位上相对强势，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动性较高。但在“极权社会”中，除了身份上的强势或弱势，还要重点考虑“政治打压”因素。政治气氛越紧张，当事人异议程度越高、博弈能力越低，其面临的政治打压就越严重，当事人就越弱势，甚至会抵消身份带来的能动性。
基于身份和政治打压的“结构处境”评估，可以提示书写者要怎样理解自己的受访者、用哪些元素分析事件、资料怎么收集、采访怎么设计、书写怎么深入。
然而，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结构性思维”的作用，仅限于让书写者看到弱势和弱势的原因，但弱势等于正义吗？“抗争报导者”应该无条件地跟弱势者站在一起吗？显然不是，更多更深的事实并不能直接让我们明辨是非。例如维吾尔人受到压迫，并不说明投奔ISIS就是正义——这并不像地球是圆是平那么简单。
越来越多的媒体批评者提出，完全的“中立客观”并不存在。更多政治批评者强调：“正义”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每个人无可避免都有“立场”，每个人都会通过“立场”对“事实”进行筛选折射，提炼出基于“立场”的“正义”，书写者更是如此。很多传统新闻业者，将隐藏立场、淡化立场表述为“没有立场”、“中立”，恐怕是不够诚实的。
“抗争报导”的书写者，由于其“新闻”和“运动”的双重属性，应该明确立场（即诉求）。这样，书写者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做什么，否则不成“运动”，也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这个立场必须是公开且诚实的，这样，读者和公众才能去检视故事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从而决定是质疑还是采信和认同，否则不具备成为“新闻”的可能。
而这样的要求，给每个“抗争报导”的书写者带来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抗争报导”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立场？第二，如何在有立场的情况下，保障报导的真实性？
明晰自己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到每一个“抗争报导者”自身去回答。我曾经与有志成为“抗争报导者”的青年人分享过经验。一开始，我请大家列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几项价值，并为这些价值排序。他们列出了平等、自由、美、民主、善良、多元等等，排序也各不相同。这些价值和排序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他们在政治光谱上的立场。
我在此给出自己的价值和排序：平等、自由、多元、民主。我将“平等”排在“自由”前面，基本意味着我属于“左翼”，再结合我认为保障平等和自由是文化多元的前提，民主而非权威是实现前三者的手段，可以说我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者”。
每个抗争报导者选取的价值和其排序，就是他们的“价值篮子”。总体而言，我认为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应该是认同抗争而反对极权社会的。尽管每个人对取代极权社会的方式以及目标社会，难免有千差万别的想像。
“篮子”里的东西，而不是对方的苦况，或者跟对方关系多好，决定我多大程度跟受访者站在一起。同时，我也会用“篮子”里的价值作为最终目标，去问自己和受访者：我所报导的这场运动，究竟指向的是哪里？相对我选择的价值目标有怎样的分歧？有怎样的效果和意义？
我在2012年卧底采访过毛泽东主义组织“乌有之乡”，从我的“篮子”出发，我并不认同毛泽东主义及他们对毛的崇拜。但我的“篮子”也会提醒我，作为多元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也有意义，也有被看到和表达的权利，不应受到主流话语的遮蔽和当局的打压。
我在那篇报导中采取的做法是：了解他们的活动和组织方式之外，更去分别深究“乌有之乡”不同位置、不同背景的参与者，他们怎么理解毛泽东时代？他们推崇和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最后我发现，这个看似高度服从的小组织，每个人都描绘的是不同的图景，彼此间也很少深度交流，只是以简单的话语形式凝聚。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了立场，如何保障报导的真实呢？
保持清醒，拒绝浪漫化书写
传统新闻行业的采编制度，已经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方式去保障报导的真实性——比如信源信度审查、多重信源核实、音像资料保存、避免自发评论等等。我们在“抗争报导”中都应尽量遵守，但也有现实的困难。
“抗争报导”的写作者，往往要具备特殊的履历和位置，才能深入抗争进行报导（这在本系列下一篇“抗争报导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中会具体阐述）。这样的现实，以及政治打压和抗争运动的隐蔽性质，决定着传统采编制度的真实性保障机制会一定程度失效。
例如，被采访者对编辑或其他记者难以有同等的信任，可能不愿配合核验工作；在政治打压事件中，要求警方回应，可能会给自己和当事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么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知情人或有类似经验的人进行一致性检验，或通过该受访者其他表述的真实度来辅助验证，但误差难免增加。
这种情况下，新闻机构往往需要依靠发表后的反馈，以及报导者的信誉纪录，来判断能否与其合作。这意味着，“抗争报导者”必须对自身的诚实有严苛的要求：有立场，不代表报导者能直接用立场去书写评说，更不能因立场而扭曲事实的表述，而仍然要通过事实和他人的观点来展现事件、记录运动，才能写出被新闻行业检视和接纳的作品。
但相比于具体事件细节和话语的真实性，对“抗争报导者”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坚持凭借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来审视运动的社会意义，引发更深沉的追问——不浪漫化运动，也不放弃对其效果和正当性的拷问，从而令“抗争报导”本身，能够参与到社会运动中。
在采访过程中，书写者很容易因为被对压迫者的愤怒、对压迫遭遇的同情、运动者的道德魅力和运动的激情洗脑，而拔高运动，甚至无视或隐瞒其中的复杂和问题。当你面对一个经历过酷刑、正在努力重新站起来的人，你是否忍心追问他与他的运动参与者，他对运动意义的高度描绘，会否只是自我恢复过程中的幻觉？
要克服这种“洗脑”，我从“抗争报导”中学到的最重要原则，是必须时刻有“自反与自省的自觉”——不断自问，“我与受访者是太近还是太远？”、“我对受访者是否有偏见？”、“我对受访者的说法有足够的审视和批判吗？”、“我对事情的理解符合我的价值篮子吗？是否受到了采访对象的影响？”、“我的价值篮子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调整？”
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说，“结构性思维”会带人进入一个极其复杂和不公的世界，常让人感到绝望无力，“自反与自省的自觉”，就意味着自我拷问将无穷无尽，不能有一刻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对个人的承受能力和情绪处理，都构成严重的考验。
在《今夜无人致谢》中，我写到：在我心目中，“抗争报导”的意义，在于追问“人类如何度过黑暗时代”。那么，即使再痛苦也要保持诚实与清醒，则基于这样的信念：人类必须踏在真实的磐石上走向光明。
（赵思乐，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2015人权新闻奖得主）
（据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