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警方“朕即法律”的新标本——评夏霖案

说到北京律师夏霖,知道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但如果说到2006年崔英杰案、2009年邓玉娇案,中国几乎无人不知。23岁的退伍军人崔英杰,因其摆摊用的三轮车被城管强行扣押,冲突中愤而手刃城管副队长李志强。22岁的民女邓玉娇,遭遇镇政府三名工作人员骚扰,冲突中愤而手刃其中二人,致一死一伤。按照中国的法制常态,崔英杰和邓玉娇难逃一死。但因为夏霖的得力辩护,他们最终都死里逃生。而这样的奇迹,于夏霖并非个案。学者萧瀚最近就撰文披露,在从贵州到北京执业之前,夏霖已经通过其得力辩护,让多名死刑犯死里逃生。但夏霖为人,素来低调之极,每次成事之后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舆论聚焦,迅速隐身,以致世人往往只知其事,不知其人。他不是中国最知名的人权律师,但称他是中国最职业、最有成就的人权律师之一,大概不会有太多争议。

但这个总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人权律师,现在自己却被困于水火之中,亟待救援。

一切发端于2014年的传知行案。传知行是北京的一家民间智库,以研究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尤其是教育平权和出租车管制等问题而知名,创始人即为当年远赴山东驰援陈光诚,将陈成功送入美国驻华使馆的青年学者郭玉闪。郭玉闪因此而遭嫉恨,终于在2014年10月9日,即香港占中的政治高危时期,被北京警方以其可能策划声援占中行动而紧急拘捕。随后多名传知行同人亦遭拘捕。

作为传知行一员及郭玉闪好友,那时我已预感不测,几乎天天从台北与郭玉闪通话,力求掌握其动向。终于有一天郭的电话不再能打通,我知道他一旦有事,辩护律师非夏霖莫属,于是向夏霖求证,随后与夏霖几乎每天通话。我相信夏霖一定全力以赴,希望能够跟上他的步伐,舆论上全力配合。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郭玉闪被拘仅过一个月,作为其辩护律师的夏霖也身陷囹圄。真是前仆后继。

显而易见,夏霖案因传知行案而起。传知行案是典型的政治案件,这注定了夏霖案的政治背景。夏霖被拘四十八小时内,家人没有收到警方任何法律文书。派出所值班警察后来更承认,夏霖案是市局副局长带队,派出所插不上手。夏霖并非官员,除非关涉政治即关涉所谓国家安全,否则不可能有此“待遇”。此外据财新网报道,先后接手该案的两位律师,均对会见问题提出意见,认为会见权遭侵害。第一任律师王令,在夏霖刑拘三个月后才得以会见。第二任律师丁锡奎,其会见遭遇变相监视、监听。所有这些,无疑也属于政治案件的标配。虽然被拘五天后警方终于给出刑事拘留书,宣称夏霖“涉嫌赌博、诈骗”,但如律师丁锡奎所称,被北京警方带走之前,并无一人以此为由报案或起诉夏霖诈骗。所以,无论警方怎样转移侦查方向,事实上都无法褪去夏霖案强烈的政治色彩。

跟所有政治迫害一样,传知行案和夏霖案,见证了警方的滥权。传知行案牵连甚多,甚至不单传知行同人,与传知行无关的著名作家徐晓、寇延丁等,都陆续遭拘禁。但最后查明,所有人等无一有罪。警方不得不全部放人,但不仅没有任何问责、任何道歉,反而给案件留下尾巴,以致郭玉闪在无辜被囚近一年之后,仅得取保,至今没有完全自由。夏霖案因有所谓“涉嫌赌博、诈骗”等话柄在手,警方更是如获至宝,非要办成所谓“铁案”不可。而有被拘整整一年半之后,本月17日夏霖案的开庭。

但警方所忽略或者说故意忽略的是,夏霖案折腾至今,于警方未必十分有利。无可讳言,警方正遭遇最近三十年来舆论上最大的滑铁卢,因为雷洋案,其长期累积的侵犯人权、践踏程序、野蛮执法等滥权问题,正激起公众的普遍愤怒与谴责。警方正沦为众矢之的,其社会信用几乎跌至最近三十年来最低。这个时候进入公共议程的夏霖案,警方怎样费尽心机都没用,其违法细节不可能不曝光,不可能不成为警方滥权的新标本、新证据。

从传知行案到夏霖案,还可以总结出警方一个重要的冤案秘诀,即这个罪名治不了你,那就换个罪名,总能找出一个罪名治你。这跟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其实一个逻辑,即“朕即法律”:法律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法律就在警方的嘴皮上,警方就是法律的化身。所谓法治,也就无非是警权的最大化,无非是警察治国的同义词。而这可能比“朕即国家”还可怕。因为“朕即国家”的“朕”只有一个,但“朕即法律”的“朕”即警察则可以千千万。如果千千万个警察都以为“朕即法律”,都把其合法伤害权用到极致,那还有天下人的活路吗?这才是公众最大的恐惧,也是激起公众普遍愤怒的深层原因。

警方只是执行法律的工具,绝不等于法律本身。作为执行法律的工具,警方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法律,绝不容一丝一毫的任性。这才是警察应有的职业伦理。但这在中国警队很难行得通,更多的情况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法律当工具。也就因此,警方一直颇受争议。中国有些警察特别羡慕美国警察的八面威风,抱怨中国警察地位太低。但他们从来不去比较或者说不敢比较,美国警察如何无条件地服从法律,无条件地规范执法,否则将承担怎样严重的后果。正因为无条件地服从法律,无条件地规范执法,美国警察才能保障其公共性专业性,也才有了令人敬畏的崇高地位。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2011年,美国华盛顿市市长文森特格雷因为抗议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协议削减联邦政府预算,带头上街游行,被控堵塞街头,立遭警察逮捕。而文森特格雷居然乖乖就范,毫无反抗,整个美国社会也波澜不惊,视为天经地义。足见美国社会对警察的执法权何等尊重。

做法律的驯服工具,还是仅仅把法律当工具,这是中国警察跟现代警察的重要分别。如果“朕即法律”,就还停留在丛林时代,中国警察就很难说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很难有真正的尊严和权威可言。这点上,传知行案敲响了警钟,夏霖案敲响了警钟,太多冤案敲响了警钟。但再多警钟都敲不醒装睡的人,这一切问题,都有待坚决的宪政转型。惟有宪政,才有足够的力量约束警权,杜绝滥权。夏霖和他的亿万同胞,才会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转自:笑熬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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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则回复 笑蜀:警方“朕即法律”的新标本——评夏霖案

  1. yi hui 留言:

    曾经有人问我你那么喜欢警察大片,可你为什么讨厌警察,我直接了当的回答,请你先弄明白一个问题,警察片,警匪片,多是香港警察,例如,成龙, 李休闲,主演的影片,以及以廉正 反腐为题材的 类型,。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港产警匪片,久而久之 我更无形之中从影片中 领悟到了 特区警察, 法治的 内涵。无数次 那些警察因为证据不足而令罪犯逍遥法外的剧情 相信也一定让不少观众扼腕。可恰恰是恰如其分的剧情安排,才更能彰显法治的精神,警察只是执法者,只是在预防犯罪,执行公务,警察队伍里也有许多害群之马,而法院才是嫌疑人是否有罪的裁决机构,而律师大多数时候 代表了司法正义。

  2. yi hui 留言:

    那么 为什么 对于国内的警察我们会如此害怕 如此陌生呢?我青少年时期可谓平平无奇,因为 没有胆子做危害社会的事情。自然也并未和警察直接打过交道,可随着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慢慢的 通过社会舆论,新闻,已经周遍发生的事情,开始对中国警察有了些许了解。其中最直观的了解 就是从 每年的严打运动,以及公捕公审开始,也是因为爱看港片的缘故吧,我似乎对这类运动式打黑除恶有所不解! 直到 后来更深入些,到对中国 警察腐败,特权泛滥,司法腐败的了解,以至于发展到 公开于民争利的 地步。就以本市的实例来看,频频因打黑运动而落马的警察部门高官不愧为高危职业。而我个人直接遭受警察 迫害的案例来讲,仅仅因为举报单位领导,而已被当地派出所 莫须有罪名立案,直到后来 我走上街头抗议 逐步成为 一个当局 眼中所谓的异议人士,我想表达的是,对于警察权利的无限扩张,我是深感恐惧的。我相信重庆文强的那个黑暗的时代绝是具有代表性的,在现有体制下我并不针对警察群体发表意见,可警察权利的无限扩张,警察利益深入市场各个角落的时候,当警察惟利是图,徇私枉法,成为 权贵的打手,黑恶势力庇护伞的时候,我不禁要说,你们警察部门是为你们自己 在维稳,你们也是体制内 既得利益的 重要一环 ,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人民将怒气 发泄在了广大警察队伍上面 也是合情合理的。 人民靠什么来制横警察权利? 免于司法恐怖?我厌烦了那些说辞,中国不是伊拉克,中国不是 墨西哥, 比较学说是滑稽 而荒唐的。如今走到转型路口的今天,不但制衡警察权利这一议题得不到国家应该的重视,甚至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倒退,出于维稳的需要,警察似乎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而那些全能的警察们似乎个个都成了克格勃式的人物,《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特工的简称。 警察克格勃化是不是意味着 警察国家的序幕已经拉开? 而这对于人民而言 简直是噩梦!

  3. yi hui 留言:

    周永康已经 倒下了,难道 又来一个 习永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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