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理性运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传播讨论无法见诸大众传媒信息的，有探讨边缘艺术丶文化等等的，有喝酒吃饭发红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为首要规则的。不仅国内，甚至身居海外（大陆以外地区统称海外）的知识分子们在微信群里订规则避开敏感话题，也遇到过几次。也许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讨论，但是当情况变成了一群博士生丶博士丶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里晒娃丶聚餐丶灵修丶会务往来而避开智性和时事交流，也是诡异。我不免想问：知识分子部分地放弃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麽？肉身已经翻墙的中国人，又会面临何种困境？知识分子如何反省自身与自我丶知识丶历史丶权力丶社会的关系？康德1784年和福柯1984年所讨论的启蒙也许是一个讨论出发点。最後再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回应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
康德回答“什麽是启蒙”的开篇，就点明人类不成熟的状态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懒惰而缺乏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脱离不成熟的状态。人们应该为自己的不成熟负责，要“敢於认识”，要有“勇气和意志”去认识。康德提出了三个并存层面的理性运用，还举例牧师（军人）在履行职务时绝对服从，同时又以学者的身份对教会（军事业务）失误进行公开批评接受公众的评判。这三个并存的层面是：
一，为运用理性而运用理性，换句话说，就是思维本身的具有历史客观性的运用，刨除了现实的功利性——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为了社会公义丶留名史册等等非物质层面的；
二，公共层面的理性运用，这种运用在公众的自我启蒙中，是必须的丶面对所有公众的丶具有批判性的丶而且是自由的；
三，私人领域里（包括工作岗位丶家庭丶教会等一切机构丶体制）对理性的运用，这种运用的目的是服从。如果私人领域里的理性运用和良心的自由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那麽必须通过辞职来解决服从或反对的取舍。
福柯认为康德的讨论是三个层面的反思：内省自身写作对於知识的意义丶反思历史丶反思分析他正在进行的并成为他所处历史的转折点的写作。福柯拷问了根植於启蒙的三个哲学层面：人与当下（在文中他着重讨论的是现代性）的关系，人存在的历史模式以及自主主体的自我建构。启蒙在他眼里是不断激活的一种追问的丶问题化的哲学态度。拷问的核心，围绕着主体在历史时段下的建构——自身知识的主体丶行使或屈从於权力关系的主体丶采取行动的道德主体。
康德认为阻碍大众启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层面运用理性。这是他处於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现实，也是我们和微信群里要求不触及敏感话题的人们所处的现实。这一点，我要格外谨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评价，缩减观念探讨和实践操作之间的鸿沟。福柯在回应中，再次将权力（POWER，是尼采丶海德格尔所言的“强力”）提到关键位置来考察。技术增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会结构带来的规训，及无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监视造成的不自由，并不弱於康德们面临的不自由。福柯追问人的能力增长如何才能摆脱控制型权力关系的强化。
我不再过多地转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对开篇的问题。放弃在公共领域运用理性，首先是害怕丶回避追问及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种存在形式。放弃公共层面运用理性，在具体的实践中，阻碍肉身已经翻墙的中国人融入身处的当下社会，使其心智和情感面临的选择缩小。许多远赴重洋的中国人不理解自由社会里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批判已经是一种基本习惯。而一般外国人通过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是西藏丶新疆丶环境污染丶拆迁等批判性极强的议题，近年又添香港议题。不敢触及丶无能力深入讨论这些议题，阻碍了海外华人关於自身知识的主体建构，更是阻碍其和外国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为老外对中国充满歧视和偏见。进入比较安全的话题谈论中国，反而有可能加强其民族主义情感，在既定政治环境下，增强其对强力的屈从，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这时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说启蒙是“出口”。部分地放弃对理性运用的权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换取另一种自由——纯粹理性的运用和在专业范畴内（私人领域）运用理性的自由。普鲁士的军国统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极其无趣庸常，几乎未参与什麽公共辩论。传闻戏称康德的女邻居根据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对家里的钟表，现实生活中他甚至称得上是令人厌恶的角色。可以说康德主动退出其他领域，以此获得完全的纯粹理性运用的自由。在极端处境下，如19世纪沙皇统治下丶俄国知识阶层诞生之时，有十二月革命党人，有别林斯基式的将文学批评当做时政批评来运用的知识分子，还有「多馀的人」。「多馀的人」是文学作品中的也是历史中的人物，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无法彻底消灭它。如同收纳衣柜里的华美服装，「多馀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罗斯文化，使它没有被苏维埃政权彻底公有化、斯大林化。杨绛夫妇的存在方式，部分地类似这「多馀的人」，他们立身与中国传统文人，部分抵抗了反右以来政治运动和话语方式对他们的侵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则选择了决绝地转身背对中国式集体狂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从个体经验层面和性自由层面解构知青时代。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之时，也是哲学丶音乐艺术德国璀璨之时。
知识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运用，寻求纯粹理性的客观，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在紧迫的社会议题面前，已经不能从简单的道德层面来探讨知识分子应该怎麽做。
知识分子的勇气与技术
在法律层面以外，知识分子个体层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个对内主张而非对外丶对他人主张的义务；知识分子群体的良心和道德建设，却是一个公共层面的必须厘清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徐贲的理念探讨中，知识分子群体理应实践公共批判的义务，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现实残酷，打破沉默丶批判性探讨知识分子的沉默，积极的意义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勇气采取行动，这涉及知识分子自我关怀和社会担当之间的技术实现问题。
我关注当下中国社会行动中不同类型的活跃分子，如艾晓明教授。我称她们为“公民知识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没有用intellectual来形容这一群人，正如徐贲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现代意义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处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丶工作环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後果，其实可以回溯类比到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Russia intelligentsia）诞生的处境。再考虑到当下中国公共话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歧意丶污名化，进入国家丶企业等体制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层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为奇。
反而，有这么一小群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采取行动要求在中国土地上实现“公民”身份，进行日常的丶文化的丶微弱的丶持之以恒的政治介入。这一种“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现代文明的精华，具有国际人权丶法律和自由视野，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网络丶手机丶数码影音设备，使得高等教育的优势大大减弱，任何草根出身丶自学成才丶有见识和社会担当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识分子”。她/他们共同的特点，除了有勇气采取行动；还利用了国际化的理论资源丶新技术发展的物质资源；并有技巧地直视丶回应了社会紧迫议题；此外不同程度地付出了个人代价。
转自：金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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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金燕：召唤公民知识分子——兼答徐贲《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
知识分子与理性运用
我所加入的微信群，有着重传播讨论无法见诸大众传媒信息的，有探讨边缘艺术丶文化等等的，有喝酒吃饭发红包的，也有把不涉及敏感之事作为首要规则的。不仅国内，甚至身居海外（大陆以外地区统称海外）的知识分子们在微信群里订规则避开敏感话题，也遇到过几次。也许大微信群不便深入讨论，但是当情况变成了一群博士生丶博士丶教授只是在特定的微信群里晒娃丶聚餐丶灵修丶会务往来而避开智性和时事交流，也是诡异。我不免想问：知识分子部分地放弃行使理性意味着什麽？肉身已经翻墙的中国人，又会面临何种困境？知识分子如何反省自身与自我丶知识丶历史丶权力丶社会的关系？康德1784年和福柯1984年所讨论的启蒙也许是一个讨论出发点。最後再回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回应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
康德回答“什麽是启蒙”的开篇，就点明人类不成熟的状态不是由於缺乏理性，而是由於怯懦和懒惰而缺乏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脱离不成熟的状态。人们应该为自己的不成熟负责，要“敢於认识”，要有“勇气和意志”去认识。康德提出了三个并存层面的理性运用，还举例牧师（军人）在履行职务时绝对服从，同时又以学者的身份对教会（军事业务）失误进行公开批评接受公众的评判。这三个并存的层面是：
一，为运用理性而运用理性，换句话说，就是思维本身的具有历史客观性的运用，刨除了现实的功利性——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为了社会公义丶留名史册等等非物质层面的；
二，公共层面的理性运用，这种运用在公众的自我启蒙中，是必须的丶面对所有公众的丶具有批判性的丶而且是自由的；
三，私人领域里（包括工作岗位丶家庭丶教会等一切机构丶体制）对理性的运用，这种运用的目的是服从。如果私人领域里的理性运用和良心的自由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那麽必须通过辞职来解决服从或反对的取舍。
福柯认为康德的讨论是三个层面的反思：内省自身写作对於知识的意义丶反思历史丶反思分析他正在进行的并成为他所处历史的转折点的写作。福柯拷问了根植於启蒙的三个哲学层面：人与当下（在文中他着重讨论的是现代性）的关系，人存在的历史模式以及自主主体的自我建构。启蒙在他眼里是不断激活的一种追问的丶问题化的哲学态度。拷问的核心，围绕着主体在历史时段下的建构——自身知识的主体丶行使或屈从於权力关系的主体丶采取行动的道德主体。
康德认为阻碍大众启蒙的，是不能自由地在公共层面运用理性。这是他处於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现实，也是我们和微信群里要求不触及敏感话题的人们所处的现实。这一点，我要格外谨慎，避免任何道德性的评价，缩减观念探讨和实践操作之间的鸿沟。福柯在回应中，再次将权力（POWER，是尼采丶海德格尔所言的“强力”）提到关键位置来考察。技术增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能力。政治不自由，社会结构带来的规训，及无所不在的文化政治监视造成的不自由，并不弱於康德们面临的不自由。福柯追问人的能力增长如何才能摆脱控制型权力关系的强化。
我不再过多地转述康德和福柯的文字，而是直接面对开篇的问题。放弃在公共领域运用理性，首先是害怕丶回避追问及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的一种存在形式。放弃公共层面运用理性，在具体的实践中，阻碍肉身已经翻墙的中国人融入身处的当下社会，使其心智和情感面临的选择缩小。许多远赴重洋的中国人不理解自由社会里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批判已经是一种基本习惯。而一般外国人通过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是西藏丶新疆丶环境污染丶拆迁等批判性极强的议题，近年又添香港议题。不敢触及丶无能力深入讨论这些议题，阻碍了海外华人关於自身知识的主体建构，更是阻碍其和外国人的一般社交及深入交流，甚至以为老外对中国充满歧视和偏见。进入比较安全的话题谈论中国，反而有可能加强其民族主义情感，在既定政治环境下，增强其对强力的屈从，削弱其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这时候再回到康德的文本，他说启蒙是“出口”。部分地放弃对理性运用的权利——往往是公共批判，换取另一种自由——纯粹理性的运用和在专业范畴内（私人领域）运用理性的自由。普鲁士的军国统治下，康德本人的生活极其无趣庸常，几乎未参与什麽公共辩论。传闻戏称康德的女邻居根据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来校对家里的钟表，现实生活中他甚至称得上是令人厌恶的角色。可以说康德主动退出其他领域，以此获得完全的纯粹理性运用的自由。在极端处境下，如19世纪沙皇统治下丶俄国知识阶层诞生之时，有十二月革命党人，有别林斯基式的将文学批评当做时政批评来运用的知识分子，还有「多馀的人」。「多馀的人」是文学作品中的也是历史中的人物，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无法彻底消灭它。如同收纳衣柜里的华美服装，「多馀的人」歪打正着保存了俄罗斯文化，使它没有被苏维埃政权彻底公有化、斯大林化。杨绛夫妇的存在方式，部分地类似这「多馀的人」，他们立身与中国传统文人，部分抵抗了反右以来政治运动和话语方式对他们的侵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则选择了决绝地转身背对中国式集体狂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从个体经验层面和性自由层面解构知青时代。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之时，也是哲学丶音乐艺术德国璀璨之时。
知识分子退出公共理性的运用，寻求纯粹理性的客观，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在紧迫的社会议题面前，已经不能从简单的道德层面来探讨知识分子应该怎麽做。
知识分子的勇气与技术
在法律层面以外，知识分子个体层面的良心和道德，是一个对内主张而非对外丶对他人主张的义务；知识分子群体的良心和道德建设，却是一个公共层面的必须厘清的义务。也就是说，在徐贲的理念探讨中，知识分子群体理应实践公共批判的义务，避免保持沉默。即使政治现实残酷，打破沉默丶批判性探讨知识分子的沉默，积极的意义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勇气采取行动，这涉及知识分子自我关怀和社会担当之间的技术实现问题。
我关注当下中国社会行动中不同类型的活跃分子，如艾晓明教授。我称她们为“公民知识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我没有用intellectual来形容这一群人，正如徐贲所言，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现代意义的public intellectual的处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丶工作环境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後果，其实可以回溯类比到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Russia intelligentsia）诞生的处境。再考虑到当下中国公共话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的歧意丶污名化，进入国家丶企业等体制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层面的普遍沉默也就不足为奇。
反而，有这么一小群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采取行动要求在中国土地上实现“公民”身份，进行日常的丶文化的丶微弱的丶持之以恒的政治介入。这一种“公民”的身分，一方面是吸收了现代文明的精华，具有国际人权丶法律和自由视野，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网络丶手机丶数码影音设备，使得高等教育的优势大大减弱，任何草根出身丶自学成才丶有见识和社会担当的人，都可以是一名“公民知识分子”。她/他们共同的特点，除了有勇气采取行动；还利用了国际化的理论资源丶新技术发展的物质资源；并有技巧地直视丶回应了社会紧迫议题；此外不同程度地付出了个人代价。
转自：金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