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近百年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在前苏联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政治幽默：在一个大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公共政治课上，老师要求学生口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科学？”一位心理学系的学生站起来回答说：“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科学。如果它是科学的话，应该像巴甫洛夫先生那样，先在狗身上做试验。”
在中国，最没有争议的口号，也许是“民主科学,振兴中华”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民主与科学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其重要性和地位不分伯仲。世界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它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术，以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需要靠民主与科学。在一些民主与科学的鼓吹者眼里，民主与科学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前行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然而，民主与科学不是凭空出现的。在世界范围内，民主和科学都只不过是自由的大树上结出的硕果。更准确地说，这个自由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的自由。
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一些人即使是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 “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没有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由于长期缺乏个人的自由，科学在中国起步很晚，而且一直不是很发达。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很讲究科学的。中国人喜欢一切以科学为准绳，一举一动离不开科学观，从个人恋爱到国家发展，“科学”两个字是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然而，科学不是人的生活全部，更不能统领一切，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合乎科学的事情照样有存在的理由。科学为人服务，人非为科学活着，更非以科学的名义活着。就跟权力的半径是有限的一样，科学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
在中国，科学还常常被当作衡量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尺度，甚至认为只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才是最可取的，只有科学的，才是最正确的。然而，真的有科学的社会政治制度吗？民主政体是科学的社会制度吗？
真相是，世界上，既没有科学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科学的社会制度，更没有什么科学的观念。世界上不仅没有科学的资本主义，而且没有任何科学的主义。给主义与制度贴“科学”标签都是对科学的无知与滥用。不仅如此，科学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衡量社会政治制度的尺度。衡量社会制度的正当尺度应该是正义、自由与合乎人性。科学的社会制度从来就不存在，科学的价值与信仰系统也不存在，甚至不存在科学的民主制度。
那么，政治制度跟发展科学有什么关系吗？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就永远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带来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转自：宁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