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会带来稳定，不自由也会带来稳定。只是自由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是动态中的平衡。不自由的社会是僵硬的稳定，僵硬的稳定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维稳而不稳，维自由自然会维稳，这是稳定的辩证法。不懂这个辩证法，辩证法就会走向专制的变戏法，如同奥维尔的《1984》的双重思想。当变戏法被看穿，对普通公民统治只有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
不自由的社会是物质匮乏的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打下了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把自由看成社会罪恶之源，想把自由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鼓吹社会主义 的目的是想把人类带入美丽的天堂，却不知人类真正进入了他们所设想的天堂，会瞬间化作人间地狱，被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天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 的圣西门就对那些不跟随他们进入天堂的人发出警告：“像牲畜一样来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天堂的手段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 经济，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英明，甚至更愚蠢，空想社会主义者毕竟还是想得多，做得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者 尤其是实践者却是想得少，做得多。实践者丢弃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奴役之路狂奔，其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严重地毁坏了社会稳定的 根基。中国的经济自“大跃进”之后，就没有真正稳定过。毛泽东搞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表面上是为了进入更公平的社会，实际上却是因 此进入了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他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他自己位置的稳定，带给社会的是十年动乱。
不自由的社会是被奴役的社会，奴役社会总是与革命为伍，以暴力为伴，以阴谋和权术为手段，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维新、改革、改良被革命者和革命心 态之人视之为拦路虎、绊脚石。就是以追求平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平等的神秘光环早就被托克维尔剥离，“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 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2页）因为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在苏联，就是列宁的老友马克思·伊斯门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最好称之为“超法西斯主义”。（同上，第32页）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是，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却没费一枪一弹。中国的孙中山对专制的革命、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革命却使千百万人失去生命为代价。
政治上的暴政会带来的是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动乱。社会动乱带来政治动乱，二者相辅相成，操纵政治社会动乱的幕后之手总是专制统治者，胜利者也往往是专 制统治者。如果实现了民主，专制者的命运就进入了悲惨世界，专制者好的下场是黯然下台，坏的下场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送上被审判台。
政治上动乱就是只有通过准宫廷政变才解决，这种准宫廷政变没有秦始皇般的皇位代代传的专制之形式，却有权力接班人位置的争夺，其惨烈程度并不比争皇 位逊色。众所周知的苏联的赫鲁晓夫之于斯大林，林彪之于毛泽东，政治上的暴政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共产党党内的派别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政治斗争只 有输和赢，很有点封建专制社会的成者王败者贼的味道，充满了血雨腥风。政治上的动乱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动乱，任何政治上的个人的背后都会有一批社会上的拥护 者，清洗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必然会波及到大量的社会无辜人员，斯大林之于托落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甚至基洛夫分子。毛泽东之于高岗、饶漱石分子、彭德怀反党 集团分子、刘少奇邓小平分子、林彪分子等。
政治动乱带来社会动乱。专制统治者总是愿意看到阶级与阶层之间的自我封闭，却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强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阶级对立与阶级敌视不可避 免，本来是同一诺亚方舟之人却相互拆台，方舟的每一个人都想把另一个人推入水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 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第35页）“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上，第170页）这是社会革命的前奏，也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但如此，人的媚权的本性给绝对权力者插上了滥用的翅膀，“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同上，第168页）没有想到的是，托克维尔的分析又在二十世纪毛泽东时代上演，毛泽东建立的户籍制度至今仍使农民分身乏术，对农民的不公待遇、非国民待遇甚至比托克维尔朝代更甚，社会敌意在凝聚，使得乞求陈胜吴广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不自由的社会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公，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研究表明，在社会由穷向富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社会不公的可能性更大，发生的机率更多。有趣 的是，那些社会不公的受益者得着便宜卖着乖，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却是相应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花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使他们能在政策上受益，同 时也体会到制度的不公正，他们深知暗箱操作的内幕和技巧，又从中捞取了大量好处。他们具有了狼的本性，却没有失去人的本能。他们偶尔发出的与体制不同的声 音震撼了整个社会，又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却不知这样做的下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不二法则。所以“那些最应当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 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 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 （同上，第214页）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那些政府的主要官员，既特权者。
不自由的社会人民总是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托克维尔在《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章中深刻指出：“140年 来，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至当人们开始关心人 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讲给高踞人民的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担心的唯一风险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听懂。”（同 上，第214页）人民的缺席和不在场使得统治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并代表人民，认为统治者之想就是人民所想，统治者之思就是人民所思，却不知长此以往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因为被代表的结果是“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相对利，并且爱好暴力。”（同上，第221页）也就是说，是破坏自由所导致的。
有人会说，自由的社会也有动荡、冲突、暴力和流血，但这种动荡和冲突往往发生在自由之初，进入自由社会就会逐渐减少或减弱。这在英国、美国、法国等 西方国家得到证实。一个自由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自由摆脱了专断的权力，使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不自由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社会，专制者的权力得不到有 效的制约和限制，专制者最自由，人民受奴役。
有人会说，既然自由也有动荡，不自由也有动荡，选择自由选择专制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本国特色。这一点表面看来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就政治制度而 言，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却没有最好的。制度是由人来建立的，也是通过人来运行的，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人的不可避免的无知同样会深深地镶嵌在制度中，由 人建立的制度同样具有不完善性，同样具有恶的本能和倾向，所有由人建立的制度都是坏的制度。所以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只有从坏政治制度中选择最不坏的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说特色，中国的封建专制能延续两千年本身就是最大的特色，所有的国情就是因之而聚，其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大地游荡，难道 还要选择中国专制制度？如果真有特色，那是自由制度适应中的特色，普世价值在各国应用过程中产生的特色，不是为了特色而特色。同样是自由民主制度，在英国 是君主立宪制，在美国是总统制，在法国是半总统制。
只有告别专制，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当代中国的专制是通过毛泽东开创并建立的，告别毛泽东是告别专制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也是一个政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型的重要举措，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