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看得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能变成暴政。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经济，宪法及其制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权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财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证，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但是我们总要给政府一些权力，这些权力就是他们可以制定我们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并保证这些有效规则得到普遍遵守。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须尊崇一些更高的准则。现在很多人在有关法治的认识方面是不够的，他们认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关键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但我认为这只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须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学者讲的自然法。天理是什么？就是基于人类合作的需要而长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经地义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说话要算数，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会导致人们之间不是更好地合作，而是更大的伤害。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符合天理，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怎么使符合天理的法律真正变成法律，不符合天理的法律被废除。计划经济不符合天理，因为它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剥夺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扼杀了企业家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废了。人民公社不符合天理，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就抛弃了这个法律，恢复了天理。今天仍然有很多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包括政府部门拥有的各种审批权，政府机关随意对私有财产的侵害，随意对企业家的拘捕和对财产的任意剥夺。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也是依“法”行事，但不合天理。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很重要，但是引起我们关注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和法规，比如公安部前一段时间制定的闯黄灯视同闯红灯，就是一个不符合天理的法规。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就是法治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法治”国家可能和秦始皇的法制——也就是古代法家讲的法制，没有什么不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国家法治”，不能算作“法治国家”。而古代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所有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
这意味着我们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时候，都应该想想，我这个法律符合不符合天理。当然天理有好多条，每个人的理解也未必相同。300多年前，哲学家霍布斯归结出19条自然法规则，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这19条大部分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一句非常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没有借口忘记，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政府官员在做事的时候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把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位置上想一想应该不应该制定这个法律，我想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不符合天理的法律。
张维迎/ 长江日报201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