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申诉为什么这么难
冤案接二连三被平反，陈夏影、黄兴、林立峰、念斌、欧阳佳、吴昌龙、呼格吉勒图……或重返故里，或安息客乡，与家人渐渐回归平静的平常人生活。令人欣喜的是，陈满和杨明的其中一只脚也已经跨出监牢大门，虽然对这个陌生的新社会丝毫没有准备。
但是，冤案申诉，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具体到中国大陆，更是特别之难。承德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依然身陷囹圄、希望渺茫；下聂庄的冤魂聂树斌，即使耗尽全中国几代法律人的心血，也依然没有瞑目。还有吉林的金哲宏、陕西的宋秋林……
为什么每次想起这些名字都如此沉重，为什么平冤这么难？
冤案，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成本昂贵的司法资源，尤其是诉累缠身后处于申诉阶段，常常家徒四壁、生活窘迫。无助、极度疲惫、身体或心理的异常衰老是伸冤者的写真，经年累月的埋怨和愤怒容易使任何一个温和的人变得固执、偏激，大多数被倾诉、被求援的朋友对他们稍有出格的言行都接受不了，至少显得不耐烦。对于冤案申诉者，大忌是执着于自己案件本身，譬如微博微信频繁刷屏而鲜见关注他人，陷入孤立而不自觉。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表现出少见的强大自我调节能力，会团结人且不卑不亢、铿锵有力，所以很多人愿意帮她，她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帮助。
如果把申诉难完全归咎于伸冤者的不力，显然极不负责任，这就如同怪罪一个被强奸的姑娘长得太好看或者被侵犯时“救命”喊得不够大声；又或者是内心深处畏惧强权使然，毕竟责怪受害人比谴责问题制造者更无关痛痒、安全无忧。
冤案，是司法制度的创伤
所以，有人笃定“追责”是冤案平反的最大阻力，该案的炮制者竭力压住盖子。我丝毫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比如用拖延耗其余生、用拘留限制伸冤的自由，但认为这过高估计了冤案制造者本身的势能。谁被追责过？梳理个案，我只看到呼格吉勒图案中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被调查（后文不得而知），而浙江张辉张高平案的“女神探”没有被追责，念斌案的刑讯逼供者没有被追责，吴昌龙案的办案人员没有，陈夏影案的办案人员似乎还在评选“法治人物”！不胜枚举。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冤案平反，对办案人员的成本其实很低，但触痛、伤害的是国家的司法制度遭受潮水般的质疑。法治社会，立于实现公平正义。但冤案，尤其是因为死刑而冤杀无辜，是违反公平正义的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对法治的最为强烈的冲击。显然，承认其为冤案并解决，这让已经千疮百孔的司法现状需要莫大的勇气去接受一个新窟窿。
再审门槛之高，高的甚至堪比抓彩票。
冤案申诉所要求的“新事实、新证据”，已经不堪年月的侵蚀、侦查水平和证据固定的不足、以及证据保管制度的严重缺位、甚至是该案侦查机关的故意毁损，确实、清楚地查明当时案件真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陈满案中的“工作证”被公安搞大扫除给丢了、陈国清案中勘验没拍照、含有唾液的烟头坚称用完了。近期平反的冤案中，好在以往要求的硬指标“真凶再现、亡者归来”渐渐被“疑罪从无”原则替代。但这丝毫不代表是疑案就有平反希望，毕竟河北高院对承德陈国清案的明确真凶线索都置若罔闻。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者的律师，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说，冤案申诉太难了。律师手无寸铁，只有法条和血肉之躯。但遗憾的是，申诉程序的启动和进行恰恰缺乏详细的可操作规范。申诉律师连基本的阅卷权利都屡屡遭受不法势力的无理阻拦，乐平冤案的申诉律师团坚守江西高院门口19天要求阅卷而不得，遑论再审立案。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海南陈满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无罪的再审抗诉，我刚下回家过年的高铁，得知消息、比中了彩票头等奖来得更突然、突然不知所措！
冤案申诉，是高度专业化、高昂成本化的工作。作为国内首家专司冤案申诉的民间律师协作平台，我们承接了近二十起申诉案的求助，但这与海量的求助邮件、电话相比，杯水车薪。福建陈夏影案、海南陈满案、贵州杨明案的重大突破，并没有让我们轻松起来，咨询潮水般涌入，重担复重担，卷宗漫漫绵绵。
我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远远不足30%，有效辩护率更是大打折扣。因此，申诉求助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有实力的律师案卷如山、精疲力竭，而一般律师不愿意代理希望渺茫、成本高耗的申诉案件。
冤案，是社会良心的考验
在信息化时代，申诉者正在学习如何向社会求助平冤。但无论是影响力顶天的案件、还是籍籍无名小委屈，都面临着巨大矛盾：在案件一二审阶段即影响力巨大的案件，申诉平冤几无可能，比如夏俊峰和周建华，因为判的时候就足够自信；而在一二审阶段都没有影响力的案件，在申诉阶段，恐也难以掀起大风浪。
但走投无路的冤民也深知，没有影响力，便没有人关注，案件被解决的希望更加没有希望。
国家的司法制度难以接受冤案，根本原因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民众难以接受。冤案的发生，考验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司法公正关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和安全体验。当冤案发生，我们是否关注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是否谴责某一地方公权力肆意非法治罪无辜的公民？我们是否为不幸倒在血泊中的冤民奔走、疾呼？！
是的，申诉难，是因为民众的吁求声音太少，或者不够大，或者即使很大也被当作听不见。
申诉，是平冤者背负的定时炸弹
申诉者过着最灰暗的生活，而且无时不在背着镣铐艰难地探索伸冤之道。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次生灾难的复发尴尬：上访者被地方政府以维稳之名抓捕回去；走动的地方稍多一些被判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采集录音证据被判“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罪”……数不胜数，丑态尽出——这个“丑”，是一些违法公职人员唯恐制造的冤案“出了丑”，并不惮于为了捂盖子而继续“出丑”。律师常常劝上访者回去，可他们自己也很无辜:“除了上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许社会一个公平和正义。冤案申诉，为什么这么难？
下周推出：
《冤案申诉如何难》
下下周推出：
《探讨冤案申诉破解之道》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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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德：冤案申诉为什么这么难
冤案申诉为什么这么难
冤案接二连三被平反，陈夏影、黄兴、林立峰、念斌、欧阳佳、吴昌龙、呼格吉勒图……或重返故里，或安息客乡，与家人渐渐回归平静的平常人生活。令人欣喜的是，陈满和杨明的其中一只脚也已经跨出监牢大门，虽然对这个陌生的新社会丝毫没有准备。
但是，冤案申诉，仍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具体到中国大陆，更是特别之难。承德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依然身陷囹圄、希望渺茫；下聂庄的冤魂聂树斌，即使耗尽全中国几代法律人的心血，也依然没有瞑目。还有吉林的金哲宏、陕西的宋秋林……
为什么每次想起这些名字都如此沉重，为什么平冤这么难？
冤案，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成本昂贵的司法资源，尤其是诉累缠身后处于申诉阶段，常常家徒四壁、生活窘迫。无助、极度疲惫、身体或心理的异常衰老是伸冤者的写真，经年累月的埋怨和愤怒容易使任何一个温和的人变得固执、偏激，大多数被倾诉、被求援的朋友对他们稍有出格的言行都接受不了，至少显得不耐烦。对于冤案申诉者，大忌是执着于自己案件本身，譬如微博微信频繁刷屏而鲜见关注他人，陷入孤立而不自觉。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表现出少见的强大自我调节能力，会团结人且不卑不亢、铿锵有力，所以很多人愿意帮她，她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帮助。
如果把申诉难完全归咎于伸冤者的不力，显然极不负责任，这就如同怪罪一个被强奸的姑娘长得太好看或者被侵犯时“救命”喊得不够大声；又或者是内心深处畏惧强权使然，毕竟责怪受害人比谴责问题制造者更无关痛痒、安全无忧。
冤案，是司法制度的创伤
所以，有人笃定“追责”是冤案平反的最大阻力，该案的炮制者竭力压住盖子。我丝毫不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比如用拖延耗其余生、用拘留限制伸冤的自由，但认为这过高估计了冤案制造者本身的势能。谁被追责过？梳理个案，我只看到呼格吉勒图案中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被调查（后文不得而知），而浙江张辉张高平案的“女神探”没有被追责，念斌案的刑讯逼供者没有被追责，吴昌龙案的办案人员没有，陈夏影案的办案人员似乎还在评选“法治人物”！不胜枚举。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冤案平反，对办案人员的成本其实很低，但触痛、伤害的是国家的司法制度遭受潮水般的质疑。法治社会，立于实现公平正义。但冤案，尤其是因为死刑而冤杀无辜，是违反公平正义的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对法治的最为强烈的冲击。显然，承认其为冤案并解决，这让已经千疮百孔的司法现状需要莫大的勇气去接受一个新窟窿。
再审门槛之高，高的甚至堪比抓彩票。
冤案申诉所要求的“新事实、新证据”，已经不堪年月的侵蚀、侦查水平和证据固定的不足、以及证据保管制度的严重缺位、甚至是该案侦查机关的故意毁损，确实、清楚地查明当时案件真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陈满案中的“工作证”被公安搞大扫除给丢了、陈国清案中勘验没拍照、含有唾液的烟头坚称用完了。近期平反的冤案中，好在以往要求的硬指标“真凶再现、亡者归来”渐渐被“疑罪从无”原则替代。但这丝毫不代表是疑案就有平反希望，毕竟河北高院对承德陈国清案的明确真凶线索都置若罔闻。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者的律师，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说，冤案申诉太难了。律师手无寸铁，只有法条和血肉之躯。但遗憾的是，申诉程序的启动和进行恰恰缺乏详细的可操作规范。申诉律师连基本的阅卷权利都屡屡遭受不法势力的无理阻拦，乐平冤案的申诉律师团坚守江西高院门口19天要求阅卷而不得，遑论再审立案。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海南陈满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无罪的再审抗诉，我刚下回家过年的高铁，得知消息、比中了彩票头等奖来得更突然、突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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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远远不足30%，有效辩护率更是大打折扣。因此，申诉求助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有实力的律师案卷如山、精疲力竭，而一般律师不愿意代理希望渺茫、成本高耗的申诉案件。
冤案，是社会良心的考验
在信息化时代，申诉者正在学习如何向社会求助平冤。但无论是影响力顶天的案件、还是籍籍无名小委屈，都面临着巨大矛盾：在案件一二审阶段即影响力巨大的案件，申诉平冤几无可能，比如夏俊峰和周建华，因为判的时候就足够自信；而在一二审阶段都没有影响力的案件，在申诉阶段，恐也难以掀起大风浪。
但走投无路的冤民也深知，没有影响力，便没有人关注，案件被解决的希望更加没有希望。
国家的司法制度难以接受冤案，根本原因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民众难以接受。冤案的发生，考验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司法公正关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和安全体验。当冤案发生，我们是否关注国家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是否谴责某一地方公权力肆意非法治罪无辜的公民？我们是否为不幸倒在血泊中的冤民奔走、疾呼？！
是的，申诉难，是因为民众的吁求声音太少，或者不够大，或者即使很大也被当作听不见。
申诉，是平冤者背负的定时炸弹
申诉者过着最灰暗的生活，而且无时不在背着镣铐艰难地探索伸冤之道。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次生灾难的复发尴尬：上访者被地方政府以维稳之名抓捕回去；走动的地方稍多一些被判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采集录音证据被判“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罪”……数不胜数，丑态尽出——这个“丑”，是一些违法公职人员唯恐制造的冤案“出了丑”，并不惮于为了捂盖子而继续“出丑”。律师常常劝上访者回去，可他们自己也很无辜:“除了上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许社会一个公平和正义。冤案申诉，为什么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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