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重视人民，还是重视财产，这是一个有为政权和短命政权的分水岭。《论语》“颜渊第十二”有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维系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民心，至于武器装备乃至粮食都是第二位的。孔子这一看法，在其去世后300多年的楚汉相争时，得到了集中体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守殷通，举起义旗。不久，便召集了20余万兵马，拥立楚王第12皇孙13岁的熊心为王，并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众将约定：项羽北向救赵，解巨鹿之围后，从北路向西攻秦，刘邦从南路西进向关中进发。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后，谁先入秦都咸阳，谁当关中王。
刘邦率军勇往直前，凭靠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夺关斩将，直抵关中。萧何身为丞督，坐镇地方，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于是，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咸阳城。将士们见秦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顿时忘乎所以，纷纷乘乱抢掠金银财物，连沛公也忍不住，趁着空闲，跑到秦宫去东张西望。他看见华丽的宫室，古怪的摆设，成堆的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玩物，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不觉眼花缭乱，飘飘然起来，甚至贪恋秦宫的富贵而不忍离开。他神魂颠倒地拥着美女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便进入了温柔乡。突然，大将樊哙破门而入，大声说道：“沛公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亡的祸根。切勿迷恋于此!”与此同时，张良等人也来陈述利害，刘邦这才幡然自悟当下命兵士查封皇宫府库，然后率众将士返回灞上。惟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因为，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萧何做官多年，当然知道这些。对此，全军上下无不佩服，刘邦在惭愧之余，说：“萧何确是异才，不枉我提拔他一场。”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当初的做法跟历代草寇没有什么两样：一旦打下江山，一心想要的就是金银财宝公室美女。 幸好在他身边有足智多谋的萧何——萧何重视的是人民，他知道只有掌握了人民，江山社稷才有坚实基础。因而，他做的事情是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户籍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项羽。打下秦国后，项羽做的是什么？据《史记》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项羽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所以他的做法就是对观众抢掠一空，而后一把大火，其结果，也只能是自刎乌江。
其实，这样的事情贯穿古今。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要员就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 军统局实际负责人戴笠,擅令”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围缴日军枪械,造成很大混乱,甚至蒋介石也不得不 加以”严词斥责”.!上海是重点接收区，也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蒋介石派嫡系汤恩 伯前去负责接收,汤与日伪方面合作融洽,对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十分满意.”但汤的第三方面军却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俱乐部如此，各类工商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政府各部门在接收中同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如,华北 “各地之产业物资先由地方机关接收,后经中央机关接收,至少经过两道手续,甚或先由私人接收,再经地方机关接收,或先由中央军事或其它机关接收,再经主管机关接收 ……接收之次数愈多,物资走漏,产生损失亦愈大”.官员们乘机作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资产化归私有.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 “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又如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
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如此浩劫，使得沦陷区工商业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此失去工商业对他们的支持，企业家和商人转而同情共产党。结果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
总之，国家的存在兴盛之道在与民共始，藏富于民。而不重视人民，只孜孜以求人民手中的财富，变着法子的算计金银财宝，则灭亡在即。
（文章原发于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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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国家的基础是人民，而不是财产
究竟是重视人民，还是重视财产，这是一个有为政权和短命政权的分水岭。《论语》“颜渊第十二”有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维系国家最重要的因素是民心，至于武器装备乃至粮食都是第二位的。孔子这一看法，在其去世后300多年的楚汉相争时，得到了集中体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守殷通，举起义旗。不久，便召集了20余万兵马，拥立楚王第12皇孙13岁的熊心为王，并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众将约定：项羽北向救赵，解巨鹿之围后，从北路向西攻秦，刘邦从南路西进向关中进发。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后，谁先入秦都咸阳，谁当关中王。
刘邦率军勇往直前，凭靠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夺关斩将，直抵关中。萧何身为丞督，坐镇地方，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秦王子婴设计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于是，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咸阳城。将士们见秦都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顿时忘乎所以，纷纷乘乱抢掠金银财物，连沛公也忍不住，趁着空闲，跑到秦宫去东张西望。他看见华丽的宫室，古怪的摆设，成堆的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玩物，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不觉眼花缭乱，飘飘然起来，甚至贪恋秦宫的富贵而不忍离开。他神魂颠倒地拥着美女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便进入了温柔乡。突然，大将樊哙破门而入，大声说道：“沛公想取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亡的祸根。切勿迷恋于此!”与此同时，张良等人也来陈述利害，刘邦这才幡然自悟当下命兵士查封皇宫府库，然后率众将士返回灞上。惟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因为，依据秦朝的典制，丞相辅佐天子，处理国家大事；御史大夫对外监督各郡御史，对内接受公卿奏事。除了军权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一切朝政。萧何做官多年，当然知道这些。对此，全军上下无不佩服，刘邦在惭愧之余，说：“萧何确是异才，不枉我提拔他一场。”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当初的做法跟历代草寇没有什么两样：一旦打下江山，一心想要的就是金银财宝公室美女。 幸好在他身边有足智多谋的萧何——萧何重视的是人民，他知道只有掌握了人民，江山社稷才有坚实基础。因而，他做的事情是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户籍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也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项羽。打下秦国后，项羽做的是什么？据《史记》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项羽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所以他的做法就是对观众抢掠一空，而后一把大火，其结果，也只能是自刎乌江。
其实，这样的事情贯穿古今。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要员就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 军统局实际负责人戴笠,擅令”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围缴日军枪械,造成很大混乱,甚至蒋介石也不得不 加以”严词斥责”.!上海是重点接收区，也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蒋介石派嫡系汤恩 伯前去负责接收,汤与日伪方面合作融洽,对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十分满意.”但汤的第三方面军却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俱乐部如此，各类工商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政府各部门在接收中同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如,华北 “各地之产业物资先由地方机关接收,后经中央机关接收,至少经过两道手续,甚或先由私人接收,再经地方机关接收,或先由中央军事或其它机关接收,再经主管机关接收 ……接收之次数愈多,物资走漏,产生损失亦愈大”.官员们乘机作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资产化归私有.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 “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又如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
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如此浩劫，使得沦陷区工商业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此失去工商业对他们的支持，企业家和商人转而同情共产党。结果如何，大家都有目共睹。
总之，国家的存在兴盛之道在与民共始，藏富于民。而不重视人民，只孜孜以求人民手中的财富，变着法子的算计金银财宝，则灭亡在即。
（文章原发于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