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在办公室受到几个不明身份者的暴力攻击。这不是劳工机构遇到的第一次，在此之前，深圳打工者中心的黄庆南被砍致残、青岛小陈热线的办公室被砸工作人员被打、浙江永康小小鱼服务部被抢砸负责人黄才根被殴打、深圳春风劳工争议服务部数十次被逼迁车辆被泼油漆负责人张治儒被电话恐吓，等等，劳工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黑恶势力或不明身份人员的暴力冲击，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侵害。为捍卫劳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劳工界发起了“关于严厉谴责针对劳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强烈要求警方依法查处的联合声明”，向社会各界征集签名，在15天时间内，共有30家社会组织和3279位公民参与联署。
该联署本来计划于元月14日由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段毅律师、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曾飞洋等人递交给广东省信访局，要求省委省政府督促番禺警方履行职责，尽快破案并依法追究施害者的法律责任，给受害人和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交待。就在曾飞洋等人准备动身前往省政府之际，番禺富华派出所以要求曾飞洋到所辨认嫌犯的名义滞留曾飞洋和同伴陈辉海，直到15日上午11点半才被放回，直接面交行动因此而被迫放弃，只得以特快专递方式于15日下午5点向广东省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邮寄提交。元月16日，香港社会团体也前往中联办，递交了国际团体（409家）和个人（3178人）支持中国劳工团体、抗议暴力攻击的声明和联署。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联署活动中，以利得工人为代表的工友们成为绝对的主力，2800多名工友勇敢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发出了自己声援和支持劳工机构的宏大的声音。这是历次劳工界发起的签署中工人签名最多的一次。我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创举，在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表现了工人的组织性、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力量，证明和彰显了劳工界特殊的优势和先进性。在当代中国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中，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发起了很多次签署活动，这些活动迄今还没有突破两大局限性：一是参与人数不够多，通常也就是数十人、几百人，达到千人的很少；二是以公民个人参与为主，几乎没有有组织的集体参与。本次以工人为主体的联署活动则有效地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性，利得工人、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胜美达工人、佛艺工人、恒宝工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军区医院工人，还有深圳、东莞、重庆、常德等地的工人维权团队集体发力，其中利得一家的工人签名就达到1700人以上！这种模式一旦得到推广，一旦数十、数百个工人维权团队一起发力，则签名总数达到几万、几十万是完全可能的。
工人集体签名，就同一个切己的话题发出共同的呼声，不仅是工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权、话语权等公民权利的实现，直接推动了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而且本身也是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的过程，是工人组织和团结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什么多达3亿以上的工人却在劳资关系和劳政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工人没有团结和组织起来，因此人数众多这个潜在的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分散而庞大的工人只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数量的优势就会转化为质量和力量的优势，从而能够改变资强劳弱、政强劳弱的格局，劳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可见的将来，重大劳工事件还将层出不穷，劳工界应当发起和组织更多的签名，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推动劳工的阶级团结和组织的进程。劳工的力量就在于联合，“工会”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工人的Union。这种本质力量只有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集体行动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2、表现了工人的道义力量和社会责任感，证明和彰显了工人们有意识、有能力反过来保护那些率领和帮助自己维护和争取合理合法权益的工人代表和劳工公益人士。工人的团结和组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必须有一批又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从工人群众中涌现出来，充当组织和团结的枢纽和核心；二是要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其主要形式就是劳工公益机构对工人的辅导和援助，为工人维护和争取其权利的行动提供经济、政治、组织、法律、思想、宣传、技术等方面的资源，这种辅导和援助，在劳工运动的早期阶段，在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组织意识和组织技术还不够强、工人代表和工人组织还不能够从工人群众中有序产生时尤其重要。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工人代表和劳工公益机构这些“出头鸟”，就一定会成为被既得利益集团率先和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让工人处在分散的、无序的状态比让工人处在团结和组织的状态，对这个利益集团来说要有利得多，因此它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把这两种促进工人组织化的关键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东莞诺基亚和裕元大罢工等劳工事件充分证明，一旦领头的工人被控制住了，劳工集体行动也就被瓦解了。
因此，对工人代表和劳工机构的保护就成为劳工运动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了。那么，谁能够保护他们呢？大量经验和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对他们提供保护的还只能是工人自己！2014年发生的佛山工艺总厂工人维权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维权案、新生工人维权案、利得工人维权案都已经证明，团结一致、抱团死磕的工人维权团队，不仅可以反过来保护被打压的工人代表，而且可以反过来保护帮助自己的劳工公益人士、律师和公民义士。在这次大规模声援被打的劳工公益人士曾飞洋的签名活动中，2800多名工人的参与，再次证明，当代中国工人是有情有义、有觉悟有品位的，他们非常清楚谁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而抛弃那些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承担风险的人们，他们对劳工公益人士的反哺，将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劳工公益事业之中，从而为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增添更多的有生力量，加速劳工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我作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看到工人兄弟姐妹们的快速成长和进步，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我认为这不仅是工人之福，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之福；不仅是中国劳工运动之福，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运动之福！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恢复和发展更多的道义和道德资源，所有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人们，都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共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同时，也把自己铸造成为真正的公民！
劳工学者 王江松
劳工互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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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签名支持劳工公益机构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2014年12月26日，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在办公室受到几个不明身份者的暴力攻击。这不是劳工机构遇到的第一次，在此之前，深圳打工者中心的黄庆南被砍致残、青岛小陈热线的办公室被砸工作人员被打、浙江永康小小鱼服务部被抢砸负责人黄才根被殴打、深圳春风劳工争议服务部数十次被逼迁车辆被泼油漆负责人张治儒被电话恐吓，等等，劳工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黑恶势力或不明身份人员的暴力冲击，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侵害。为捍卫劳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劳工界发起了“关于严厉谴责针对劳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强烈要求警方依法查处的联合声明”，向社会各界征集签名，在15天时间内，共有30家社会组织和3279位公民参与联署。
该联署本来计划于元月14日由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段毅律师、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曾飞洋等人递交给广东省信访局，要求省委省政府督促番禺警方履行职责，尽快破案并依法追究施害者的法律责任，给受害人和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交待。就在曾飞洋等人准备动身前往省政府之际，番禺富华派出所以要求曾飞洋到所辨认嫌犯的名义滞留曾飞洋和同伴陈辉海，直到15日上午11点半才被放回，直接面交行动因此而被迫放弃，只得以特快专递方式于15日下午5点向广东省政府人民来访接待室邮寄提交。元月16日，香港社会团体也前往中联办，递交了国际团体（409家）和个人（3178人）支持中国劳工团体、抗议暴力攻击的声明和联署。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联署活动中，以利得工人为代表的工友们成为绝对的主力，2800多名工友勇敢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发出了自己声援和支持劳工机构的宏大的声音。这是历次劳工界发起的签署中工人签名最多的一次。我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创举，在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表现了工人的组织性、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力量，证明和彰显了劳工界特殊的优势和先进性。在当代中国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中，社会各界人士先后发起了很多次签署活动，这些活动迄今还没有突破两大局限性：一是参与人数不够多，通常也就是数十人、几百人，达到千人的很少；二是以公民个人参与为主，几乎没有有组织的集体参与。本次以工人为主体的联署活动则有效地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性，利得工人、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胜美达工人、佛艺工人、恒宝工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军区医院工人，还有深圳、东莞、重庆、常德等地的工人维权团队集体发力，其中利得一家的工人签名就达到1700人以上！这种模式一旦得到推广，一旦数十、数百个工人维权团队一起发力，则签名总数达到几万、几十万是完全可能的。
工人集体签名，就同一个切己的话题发出共同的呼声，不仅是工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权、话语权等公民权利的实现，直接推动了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而且本身也是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的过程，是工人组织和团结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什么多达3亿以上的工人却在劳资关系和劳政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工人没有团结和组织起来，因此人数众多这个潜在的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分散而庞大的工人只不过是“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数量的优势就会转化为质量和力量的优势，从而能够改变资强劳弱、政强劳弱的格局，劳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可见的将来，重大劳工事件还将层出不穷，劳工界应当发起和组织更多的签名，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推动劳工的阶级团结和组织的进程。劳工的力量就在于联合，“工会”这个词的本义就是工人的Union。这种本质力量只有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集体行动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2、表现了工人的道义力量和社会责任感，证明和彰显了工人们有意识、有能力反过来保护那些率领和帮助自己维护和争取合理合法权益的工人代表和劳工公益人士。工人的团结和组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通常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必须有一批又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从工人群众中涌现出来，充当组织和团结的枢纽和核心；二是要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其主要形式就是劳工公益机构对工人的辅导和援助，为工人维护和争取其权利的行动提供经济、政治、组织、法律、思想、宣传、技术等方面的资源，这种辅导和援助，在劳工运动的早期阶段，在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组织意识和组织技术还不够强、工人代表和工人组织还不能够从工人群众中有序产生时尤其重要。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工人代表和劳工公益机构这些“出头鸟”，就一定会成为被既得利益集团率先和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让工人处在分散的、无序的状态比让工人处在团结和组织的状态，对这个利益集团来说要有利得多，因此它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把这两种促进工人组织化的关键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东莞诺基亚和裕元大罢工等劳工事件充分证明，一旦领头的工人被控制住了，劳工集体行动也就被瓦解了。
因此，对工人代表和劳工机构的保护就成为劳工运动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了。那么，谁能够保护他们呢？大量经验和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对他们提供保护的还只能是工人自己！2014年发生的佛山工艺总厂工人维权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维权案、新生工人维权案、利得工人维权案都已经证明，团结一致、抱团死磕的工人维权团队，不仅可以反过来保护被打压的工人代表，而且可以反过来保护帮助自己的劳工公益人士、律师和公民义士。在这次大规模声援被打的劳工公益人士曾飞洋的签名活动中，2800多名工人的参与，再次证明，当代中国工人是有情有义、有觉悟有品位的，他们非常清楚谁是自己的朋友，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暂时得到满足而抛弃那些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承担风险的人们，他们对劳工公益人士的反哺，将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到劳工公益事业之中，从而为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增添更多的有生力量，加速劳工运动的发展和成熟。
我作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看到工人兄弟姐妹们的快速成长和进步，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我认为这不仅是工人之福，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之福；不仅是中国劳工运动之福，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运动之福！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恢复和发展更多的道义和道德资源，所有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人们，都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共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同时，也把自己铸造成为真正的公民！
劳工学者 王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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