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法治社会要开放言论自由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新年期许”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经作者本人审定,天则所/中评网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台湾学者每年都会召开一个新年期许会,为沟通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和领导的期望。台湾的情况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学台湾。今天我的题目是“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

共和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从英文的Republic翻译过来的,牛津大辞典中“共和”的意思很模糊,我们翻译成共和是随着日本人翻译的。但我觉得翻译的非常恰当。不管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能把一个国家的体制称为“共和”,就是大家讲和平,不许动武。

一个国家的问题很复杂、意见很不一致,如果任何问题都不许动武,那怎么解决问题?那就是要坐下来谈,谈不拢怎么办?谈不拢继续谈,一直到谈拢为止。最终一定能谈拢,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的目标是一样的,即全国人民的福祉、大家的幸福。如果谈不拢就动武了,那就不是共和了。

回顾改革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很了不起的。改革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而且一直是用枪杆子维护政权,不但动武,而且杀人,杀掉的人比三年解放战争、国共两党在战场上杀死的人还多好几倍。这一数字我都调查过,即毛泽东时代杀了多少人。以后多次运动都杀人整死人,特别是文革。改革以后,中国一个政治犯都没杀过,但还是抓了很多政治犯,关了很多政治犯,这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伤害。

改革以前,中国的政治文明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斗死了,命就没了,从刘少奇到林彪,还有彭德怀、贺龙等等都未能幸免——斗输了,命就没了。现在中共的政治文明往前迈了一大步,不杀政治犯;而且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即便斗输了也不会杀人,赵紫阳就是一个例子斗输了还活着,一直到他病死。我们看北朝鲜的张成泽,没几天就判处了死刑,那就是政治上野蛮。中国是文明政治,也就是说对政治家而言是安全的,政治斗争是讲道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最安全,什么样的制度对政治家不安全?显然,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制度对政治家是安全的。反过来讲,一个独裁制度对政治家极不安全,他自以为很安全,实际上是很不安全。有好多的例子,从齐奥塞斯库到萨达姆、到卡札菲,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死于非命。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当然他们也有遭暗杀的问题,但是非常罕见,大部分是能够平安下台。当前中国的政治不但不杀政治犯,告密制度也取消了。曾经的情况是,你说了和党中央不一致的想法,我告密,就能把你整了,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有,但是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国家已经不能再对老百姓的思想实施控制了,其实告密的目的就是控制思想,一个人不小心说一句话就可以被定罪,现在告密制度在体制内还有点市场,在体制外则完全没有了。

怎么能使所有人更安全,政治家安全、老百姓安全,那就需要法治,要讲道理。中国的法治有进步也有退步,大家知道最近有好几起冤案,被定罪的不是杀人犯,但被处死,后来真凶认罪,或者被杀的人活着回来了,都是很明显的冤案。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冤案?就是安全没有保障,屈打成招。而且已经是冤案了,要平反,要纠正是难上加难,这说明中国的老问题——权大于法没有解决。

共和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所倒退,因为抓了好多政治犯,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今天的新年期许会,我的期许就是言论要自由。这一条是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别的统统都谈不上。而言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不是恩施的。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国是强大起来了,但中国的强大只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远远不是在国际上受尊敬的一个国家。我们有中国梦,但这个梦要实现,不是在经济上怎么了不起,而是要受到全世界民众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这还差的很远。差在什么地方?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都谈不上。

来自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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