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由包含着你的系狱

这是台湾绿岛行之【离岸恐慌】第四篇

 

我的自由包含着你的系狱

 

厦门官员给金门官员打电话,说看不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赶紧刷漆。金门官员回应“关你屁事”!厦门官员说:“当然关我屁事,这边的游客要看啊!”

 

我在厦门某级衙门念完这个段子,一众官员笑得人仰马翻。

 

由厦门东渡乘船,一小时便能到达金门。水路过半,便可中立观看“心战墙”的两幅标语,一边是金门刻于山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边是厦门焊于铁架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跟红色广告标语相比,那种繁体手写给予的亲切感与传承感,能渗透内心。

 

如果说厦门是艳丽的贵妇,金门却是淳朴的村姑。每年,贵妇身边有近五百万过客搭船去看村姑,或许,那是暴发户的心理涨落,是土豪们的无限乡愁,套用普希金的诗:“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日子/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作家张铁志说,台湾与大陆的阻隔,并不只是那浅浅的一道海峡,也不仅是那短短六十年的离隔。回溯千年,由这里的原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再到大陆移民艾杀蓬蒿来此土,殖民者、光复者、败退者、建设者、牺牲者、奋斗者、乐居者……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如果试图看清台湾,读懂台湾,一定要不疾不徐,且停且行,丈量那些脚步,辨识那些年轮。除了海峡两岸的对峙,循着张铁志写的《台湾民主地图》,可以“观光”白色恐怖,绕不开两个节点,一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昔日斑驳的印迹,投影在今日似锦繁花上,方为台湾真实的光影。

 

姚瑞中做了另一种历史挖掘,他的《台湾废墟迷走》通过文字与视觉记录那些可能遗忘的废墟。这位1969年出生的台北人,浪游于各离岛如澎湖、绿岛、兰屿及金门马祖等,无论是绿岛的三座监狱,或是兰屿的核废料储存场,又或金门的炮台,都诉说着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光在废墟内留下的铭痕,试图消泯一切功过情仇。

 

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基于半个多世纪的复杂政治环境与特殊历史背景,在国共先军对垒之下,那些民风淳朴的小岛,大多不得不改成军事要塞。优美如诗的好风光让位给军令如山的冷峻,天真对比出统治者之狂妄,以便满足本岛主人的欲望。

 

 

台湾之于大陆是离岛,而台湾本岛又有不少散落海中的离岛,它们承载了某种历史使命,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环境乃至人心的污染过程。再怎样坚固的工事,都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刷;再美丽的天然资源,都不得不在残酷现实下低头。当旧时的据点弃守,战略地位大不如前,沦为二手废墟,历史开下如此荒谬玩笑,但又如意识形态幽灵般挥之不去。

 

上岸者似乎乐意于制造离岸恐慌,就像循环熬制的婆媳关系。在厦门著名的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早在1928年增建两幢红砖楼——就像早年他们对绿岛的改造——作为警察署本部,地下室则是监狱,用于拘禁、刑讯、迫害共产党,那里至今留有囚者用指甲或木片刻划的囚禁日期、暴行血迹等。如今,它成了老干部活动中心,并不用于纪念。

 

也许,更多废墟的产生源于“人心废墟”作祟,这种无形废墟显然比有形废墟更可怕,有着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交叉运作痕迹,让它质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残余物。

 

离开台北前,友人将酒局选在马场町,一边豪饮金门高梁,一边比较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慌。当时正值春夏之交,这个六月,熟悉的人从身边一一消失,一名同行者说,这几个月以来,自己已经完全丧失判断力,不知道什么样的发言安全,什么样的界限是底线,“过去的经验已经完全不适应眼前的现实了。”

 

马场町是“观光”白色恐怖的重要一站。1950年,官至“国防部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吴石,受叛徒蔡孝乾之累,后来在马场町被国民党枪杀。临行前他留有绝命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堪嗟对我翁。”如果地下有知,他如何面对自己的志业?

 

酒桌上,谈到对岸那些失去自由的同仁,东道主们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中一位曾任新闻局长,说这在当时的台湾叫预防性羁押——在起诉和审判前,为防止被告再犯罪而先行监禁的做法,是基于将被告释放不符合社会最大利益的假设。显然,它有悖法治。

 

在大部分民主政体中,除非罕有状态(例如恐怖主义),所有人不可在不获告知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或监禁。例外总是存在,在预防性拘留下,假若政府认为将被捕人士释放可能会重大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安全,政府将其拘留若干时间,以防造成危害。在英国、印度、德国的某个历史时段,都曾有过实践。

 

法外之地更为可怕,比如涉及八千万党员切身利益的“双规”制度,实际制造了更大的离岸恐慌。举其一例,因案被查的一名部座,经过彻夜颠簸,次日开窗,举目之处尽是沙漠,内心防线全面崩溃。当然,他并未真的被送到了大西北,而仅是京郊一处仿真基地。中纪委政策法规室原主任李永忠提到的破案三定律:先用“马桶定律”,通过双规让其“屁股”离开“马桶”——散臭;再用“树倒猢狲散定律”,暂停或免去其职务——去势;最后用“信息不对称定律”,停止其与外界的联系——击虚。

 

难怪中共元老彭真如此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六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九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

 

那天作别李开复,进入他家附近的诚品书店,我收到一位同仁的微信留言,之后陆续得知,自己身边至少有15名记者先后卷入调查,案由指向两名律师。他们是我认为最优秀的同仁,多数活跃的新闻一线,部分改行五年也被传讯。

 

每一个入室者,都得独自面对盘问,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打来电话咨询,毕竟谁都没有经验。很难想象,这样的离岸恐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余生的路径选择。而守住,已变成了事实上的难题。

 

有人选择了躲避,他不想签下那个名字,不想给自己的至友任何可能不利的伤害,那是一个长达六十多天的隐身,连他共枕的人都不能联系。这种感觉,我曾听朱明勇律师口述过,当时他的妻儿在场,那是薄王治下、李庄被捕之后发生的逃亡事件。

 

返京前夜,我在台北见到了这位抗争者的妻子,她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种离岸恐慌。我只能小心地安慰她,其实同时在安慰自己。

 

他们的婚姻并无任何政治含义,却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施明德与艾琳达,也想到了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被捕的呙中校和王建民。自薛蛮子以后,身份元素其实已经毫无意义,除非你远离政治,放弃抗争。

 

当裸命既成现实,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恐慌的?要知道,我的自由包含着你的系狱,我的生命包含着你的死亡。每一次离岸都是冒险,海洋决定生死命运,但是,在离岸与上岸之间,至少还有希望支撑。

 

罗昌平/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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