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受访者：白桦
采访者：王力
一只早叫的公鸡
30多岁时，白桦的头发就全白了。
“可能是遗传。”白桦说。
“或许是起得太早。”我想。
20多年前，法国蓬皮杜中心。白桦曾对法国公众介绍自己“是一只公鸡”，引起哄堂大笑。为什么是一只公鸡？“我说我而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公鸡，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我可能三点钟就已经叫了，所以主人有些不高兴。”
建国后第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出自他的笔下；
描述“左倾”思想带给红军的灾难，但因歌颂的是贺龙而终获上演的话剧《曙光》，出自他的笔下；
因“刻意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数审未过、后经邓小平亲自过问才公映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出自他的笔下；
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老百姓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出自他的笔下。
当然，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典型代表，50多年来，从“胡风案”到“反右”，从“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自由化”—–白桦一次也未漏网。
W：我们现在都很奇怪，你和胡风年龄相差很多，当时怎么也扯进去了？
白桦：其实，我俩只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一起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东北采访抗美援朝交换回来的一个俘虏，在这个团里，他年纪最大，我年纪最小，我们之间很少说笑，仅此而已。但后来就脱不掉干系了，失去8个月的自由，连去厕所，也有人跟着。
W：那时候你已经很出名了，正是年少得志，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怎么扛过来的？
白桦：扛不过，想自杀。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莲花池，当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旁边有一个芦苇荡。我想突然跑进去，在里边从从容容结束自己，但因为看得紧，没成功。后来他们发现了我的遗书，看得更紧了。这样一直等到秋天，叶子落了，再没办法逃进去。写《苦恋》时，主人公在“文革”中逃到芦苇荡里生活，搬的就是我自已的这段经历。
我会将《苦恋》的背后故事全写出来
W：提起《苦恋》这部片子，很多人听说过，但极少人看过。
白桦：没公映，肯定看不到。拍成片子后，改名为《太阳和人》。崔永元也问我，哪里能找到这部片子？我说，你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试试看。
（旁白：1981年4月，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提出要看《巴山夜雨》和《太阳和人》，并征得有关方面的批准同意。他同时看了这两部片子后，流了泪，两次说：“我的意见说出来，可能挨批评。”杨振宁说，他很感动，“两部片子都很好，很美，很动人。”“听说对《太阳和人》有争论，我不便说什么”，“听说《太阳和人》正在修改，白桦本人参加修改了吧？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改法，就是按作家的想法改下去” ——注：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W：能说说这部片子的前前后后吗？
白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个剧本，是1979年早春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这部戏，实际上不是写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它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探讨的是理想者的道路问题。剧本发表时，似乎也没引起多大注意。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导演彭宁把剧本搬上拍成影片，更名为《太阳与人》，内部审看时，有人有些意见。
这个时候，黄钢等人主编的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了一期专批《苦恋》的增刊，这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刊物。1981年4月份，《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否定爱国主义。
W：《苦恋》中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你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吗？”这句话当时成了争议的靶子。
白桦：在剧本和影片中，这句话都出自主人公的小女儿之口，原话是：“您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这是可以查证的。但起草批判文章的人做了手脚，把“国家”改为“祖国”。这一偷换概念，蒙蔽了所有粗心大意的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国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办法不爱。
W：当时其他作家的反应如何？
白桦：当时姚雪垠激烈反对这部片子，还有我很尊敬的剧作家曹禺。据说，会前曹禺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也很义愤填膺，说不参加这样的会，“又搞大批判”，结果到了会上，他又激动起来，甚至说：“我看到这个影片，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
当然，这个会上也有一些朋友非常仗义执言。比如吴祖光，他评价这部影片时，用了“温柔敦厚”四个字。但支持我的声音，不多，很少。
W：我看过唐达成的传记，当时《文艺报》撰文批《苦恋》，他是主笔的“两唐”之一。唐达成说，后来你俩见面时，你对他的批评文章还表示了感谢。
白桦：这一节，我也听朋友转述了。其实我们见面时，他一边对我拱手，一边说“冒犯，冒犯！”当时我也是淡淡一笑，回应“可以理解。”
W：庆幸的是，《苦恋》最终没有酿成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白桦：当时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的负责人有过一次谈话，归结起来就是一条，《苦恋》有错误，应该批评，但不应像《解放军报》那样的批评，而应该采取“稳妥”的批评。说到底就是，不要搞成一场“批判运动”或“风波”。
（旁白：胡耀邦同志谈话后，当时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找到文化部理论组组长、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顾骧，要求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以“顾言”的笔名，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很短，但文中有针对性地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做法，从正面作出批评，公开批《苦恋》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图注：“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空前透明、空前自由的大会。”
白桦：我至今感谢胡耀邦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曾经请求他看看这部片子。他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有两派。我的儿子赞同你们，我的秘书就不赞同。”那次见面，是在胡耀邦同志的一间小客厅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W：有关《苦恋》的评说，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各种版本都有，但几乎见不到你的解释。今后会披露一些事实吗？
白桦：这部片子，我看过7遍，并且至今珍藏这部影片惟一的一张电影海报。我以为《苦恋》事件是中国解放思想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苦恋》的背后故事全部写出来，而且会写得很长。
“二次入伍”的军人
W：回望过去，你的第一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写云南的，你曾经戴过的那顶“右派”帽子，怎么也是云南给的？
白桦：“反右”时，我在总政。在北京，我没有发言，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但那个时候我到云南体验生活去了，要到高丽公社写一部长诗，高丽公社是一个很落后、很艰苦的地方，结果去到那里时，不巧那一年他们骚乱了，当时不止是西藏骚乱了，还波及到傈僳族、布依族……你说我怎么办？所以我就离开了，搭军车回昆明，正赶上昆明“反右”，当时召开文艺座谈会，就请我去，说你虽然调北京了，但你熟悉这边的情况，结果我就发表了意见。
那时作协刚刚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议，说作协不应该成为一个党政机关，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协会，这有利于从事文化研究和促进创作，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说对作家要宽容一点。 然后我就回北京了。
没多久，我戴上了“右派”帽子，好在萧华将军为了照顾我的家庭，送我到上海劳动改造，在全国，右派送到上海劳改的没有，就我一个人。做了三年的钳工，又到了绍兴当农民。后来，部队首长又为我“开口子”，1964年，我成了全军唯一二次入伍的军人。但“文革”中，我又完了，在武汉被关了7年。
图注：军人时期的白桦
W：二次入伍？第一次参军时多大年纪？
白桦：1947年参军，当时17岁，所有的大战役都让我们赶上了。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8岁时，家乡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的，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以前我的家境条件可以，经过这样的变故，穷得非常潦倒。从那时候，我失去了孩子所有的稚趣，一下子由孩子变成了成人，并且开始有了思考，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W：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白桦：上中学时，我和我哥一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撰写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诗文，在当地报刊和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国民党要抓我们，我和我哥就分头跑了，失散了多年才得以相聚。解放后，我在云南蒙自部队驻防，一直到1953年。这个期间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刊发在1953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
W：当时拿了多少稿费？
白桦：3000元。当时算是天文数字了。连贺龙贺老总都说：“你发财了！”当时部队是供给制，贺老总虽然级别高，但家里孩子多，钱紧，他也羡慕我拿到这么多的稿费。要知道，我在蒙自三年，只吃过三次米线，还都是别人请的，当时部队不发薪水。
W：哈哈，这笔稿费怎么花掉的？
白桦：我花了100块钱，在昆明包了两桌席，请摄制组的人吃饭。那时吃的是50元一桌的酒席，在昆明算是顶级了，饭馆要提前一星期预约和准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说：白桦太奢侈了！
那时候年轻，我也没成家，拿了大把的钱，不知道怎么花，反正钱没花完，第二个剧本的稿费又来了，4000元！我买丝绸被面，还买了一辆当时非常罕见的摩托车，在街头呼啸来去，所有的人看得掉眼珠子。
W：那是你最风光的日子，听说还是卢汉的座上宾？（卢汉曾任云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
白桦：卢汉对团结各界人士比较用心，时不时开场舞会，或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我去他家吃过几次饭，他家里有一道菜叫“乌鱼锅贴”，做得很不错。多年没尝过，没想到前一段时间竟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馆子吃到了。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
W：你怎样评价你的孪生哥哥叶楠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剧本的三分之一，都出自你们兄弟俩之手。叶楠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写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电影，如《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甲午风云》。
白桦：他是个老实人，也一辈子活得拘束。他就是做到海政创作室主任的位置上，也羡慕我，说我活得自在，还说当弟弟舒服，下辈子要跟我换过来。其实我挨整时，他倒没怎么挨整。
图注：白桦（左）与孪生哥哥叶楠
W：你有这么自在？枪林弹雨不说，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又被迫中断了创作。我好奇的是，你给人的印象总是这么温和、宽厚，但你的作品又是那么“标新立异”，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伴随着巨大争议。
白桦：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几年前，上海为我的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研讨会，而对我的作品批判会，我倒是参加过百次以上。所以这样的会对我来说很新鲜，当时都不好意思参加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年，丁玲特意赶到云南个旧参加作协的会议，为的是看看我的发言如何标新立异？胆量又是如何地超人？会议结束后，她却颇为失望地说：“你很温和嘛！”
我还记得“文革”后，钢琴家傅聪第一次回到上海，大年夜在我家，两瓶茅台，和我对饮通宵。我问他在外面最难耐的痛苦是什么？他说，最难耐的痛苦，是文化的隔膜。那20多年来，他在国内人的目光中是一个“叛国分子”，可在这个“叛国分子”的梦里，是龙井茶，是茅台酒，是渴望用中国的俚语和成语，与朋友们交谈。
当年写《曙光》，是我在“文革”结束前后跑到湘鄂西、洪湖走了一圈以后，从民众的情绪里提炼出来的。当时那个地方有位领导人叫段德昌，在当地名声仅次于贺龙，非常勇敢的将领，上世纪30年代因为“窝里斗”，被自己人毙了。我一听说段德昌临死前留下的“三个不要”，我的眼泪马上“哗”地流出来了。段德昌说：第一， 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二，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离开了老百姓就要遭殃；第三个特别让我震撼，他说，不要用枪弹打死我，为什么？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W：——
白桦：我这一生，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了。但到我这个年纪，名利已是身外之物，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做的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的话。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我曾说过，我也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飓风总在试图折断我，甚至把我压得倒伏在泥土上，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因为我有思想，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思想了，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所以，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相信将来，人们重新看到那个哀婉的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一个作家，后来老死了，但留下了一些诗一样的很温柔的话。
人物简介：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及总政任职。
代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吴王金戈越王剑》、《滇池上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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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受访者：白桦
采访者：王力
一只早叫的公鸡
30多岁时，白桦的头发就全白了。
“可能是遗传。”白桦说。
“或许是起得太早。”我想。
20多年前，法国蓬皮杜中心。白桦曾对法国公众介绍自己“是一只公鸡”，引起哄堂大笑。为什么是一只公鸡？“我说我而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公鸡，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我可能三点钟就已经叫了，所以主人有些不高兴。”
建国后第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出自他的笔下；
描述“左倾”思想带给红军的灾难，但因歌颂的是贺龙而终获上演的话剧《曙光》，出自他的笔下；
因“刻意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数审未过、后经邓小平亲自过问才公映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出自他的笔下；
曾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老百姓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出自他的笔下。
当然，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典型代表，50多年来，从“胡风案”到“反右”，从“文革”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自由化”—–白桦一次也未漏网。
W：我们现在都很奇怪，你和胡风年龄相差很多，当时怎么也扯进去了？
白桦：其实，我俩只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一起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东北采访抗美援朝交换回来的一个俘虏，在这个团里，他年纪最大，我年纪最小，我们之间很少说笑，仅此而已。但后来就脱不掉干系了，失去8个月的自由，连去厕所，也有人跟着。
W：那时候你已经很出名了，正是年少得志，突然遇到这么大的变故，怎么扛过来的？
白桦：扛不过，想自杀。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莲花池，当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旁边有一个芦苇荡。我想突然跑进去，在里边从从容容结束自己，但因为看得紧，没成功。后来他们发现了我的遗书，看得更紧了。这样一直等到秋天，叶子落了，再没办法逃进去。写《苦恋》时，主人公在“文革”中逃到芦苇荡里生活，搬的就是我自已的这段经历。
我会将《苦恋》的背后故事全写出来
W：提起《苦恋》这部片子，很多人听说过，但极少人看过。
白桦：没公映，肯定看不到。拍成片子后，改名为《太阳和人》。崔永元也问我，哪里能找到这部片子？我说，你去长春电影制片厂试试看。
（旁白：1981年4月，美籍华人、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提出要看《巴山夜雨》和《太阳和人》，并征得有关方面的批准同意。他同时看了这两部片子后，流了泪，两次说：“我的意见说出来，可能挨批评。”杨振宁说，他很感动，“两部片子都很好，很美，很动人。”“听说对《太阳和人》有争论，我不便说什么”，“听说《太阳和人》正在修改，白桦本人参加修改了吧？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改法，就是按作家的想法改下去” ——注：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W：能说说这部片子的前前后后吗？
白桦：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个剧本，是1979年早春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这部戏，实际上不是写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它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探讨的是理想者的道路问题。剧本发表时，似乎也没引起多大注意。198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导演彭宁把剧本搬上拍成影片，更名为《太阳与人》，内部审看时，有人有些意见。
这个时候，黄钢等人主编的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了一期专批《苦恋》的增刊，这是部队和地方一些老同志合办的刊物。1981年4月份，《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否定爱国主义。
W：《苦恋》中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你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吗？”这句话当时成了争议的靶子。
白桦：在剧本和影片中，这句话都出自主人公的小女儿之口，原话是：“您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这是可以查证的。但起草批判文章的人做了手脚，把“国家”改为“祖国”。这一偷换概念，蒙蔽了所有粗心大意的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国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办法不爱。
W：当时其他作家的反应如何？
白桦：当时姚雪垠激烈反对这部片子，还有我很尊敬的剧作家曹禺。据说，会前曹禺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也很义愤填膺，说不参加这样的会，“又搞大批判”，结果到了会上，他又激动起来，甚至说：“我看到这个影片，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
当然，这个会上也有一些朋友非常仗义执言。比如吴祖光，他评价这部影片时，用了“温柔敦厚”四个字。但支持我的声音，不多，很少。
W：我看过唐达成的传记，当时《文艺报》撰文批《苦恋》，他是主笔的“两唐”之一。唐达成说，后来你俩见面时，你对他的批评文章还表示了感谢。
白桦：这一节，我也听朋友转述了。其实我们见面时，他一边对我拱手，一边说“冒犯，冒犯！”当时我也是淡淡一笑，回应“可以理解。”
W：庆幸的是，《苦恋》最终没有酿成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白桦：当时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的负责人有过一次谈话，归结起来就是一条，《苦恋》有错误，应该批评，但不应像《解放军报》那样的批评，而应该采取“稳妥”的批评。说到底就是，不要搞成一场“批判运动”或“风波”。
（旁白：胡耀邦同志谈话后，当时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周扬找到文化部理论组组长、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顾骧，要求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以“顾言”的笔名，发表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文章很短，但文中有针对性地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做法，从正面作出批评，公开批《苦恋》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图注：“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空前透明、空前自由的大会。”
白桦：我至今感谢胡耀邦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曾经请求他看看这部片子。他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有两派。我的儿子赞同你们，我的秘书就不赞同。”那次见面，是在胡耀邦同志的一间小客厅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W：有关《苦恋》的评说，这么多年来从未间断，各种版本都有，但几乎见不到你的解释。今后会披露一些事实吗？
白桦：这部片子，我看过7遍，并且至今珍藏这部影片惟一的一张电影海报。我以为《苦恋》事件是中国解放思想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苦恋》的背后故事全部写出来，而且会写得很长。
“二次入伍”的军人
W：回望过去，你的第一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写云南的，你曾经戴过的那顶“右派”帽子，怎么也是云南给的？
白桦：“反右”时，我在总政。在北京，我没有发言，没有参加任何座谈会，但那个时候我到云南体验生活去了，要到高丽公社写一部长诗，高丽公社是一个很落后、很艰苦的地方，结果去到那里时，不巧那一年他们骚乱了，当时不止是西藏骚乱了，还波及到傈僳族、布依族……你说我怎么办？所以我就离开了，搭军车回昆明，正赶上昆明“反右”，当时召开文艺座谈会，就请我去，说你虽然调北京了，但你熟悉这边的情况，结果我就发表了意见。
那时作协刚刚成立，我就提出一些建议，说作协不应该成为一个党政机关，应该是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协会，这有利于从事文化研究和促进创作，其实,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说对作家要宽容一点。 然后我就回北京了。
没多久，我戴上了“右派”帽子，好在萧华将军为了照顾我的家庭，送我到上海劳动改造，在全国，右派送到上海劳改的没有，就我一个人。做了三年的钳工，又到了绍兴当农民。后来，部队首长又为我“开口子”，1964年，我成了全军唯一二次入伍的军人。但“文革”中，我又完了，在武汉被关了7年。
图注：军人时期的白桦
W：二次入伍？第一次参军时多大年纪？
白桦：1947年参军，当时17岁，所有的大战役都让我们赶上了。我家是河南信阳的，我8岁时，家乡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我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活埋的，房子也被日本人拆光了，以前我的家境条件可以，经过这样的变故，穷得非常潦倒。从那时候，我失去了孩子所有的稚趣，一下子由孩子变成了成人，并且开始有了思考，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W：什么时候开始创作？
白桦：上中学时，我和我哥一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撰写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诗文，在当地报刊和上海《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国民党要抓我们，我和我哥就分头跑了，失散了多年才得以相聚。解放后，我在云南蒙自部队驻防，一直到1953年。这个期间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刊发在1953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上。
W：当时拿了多少稿费？
白桦：3000元。当时算是天文数字了。连贺龙贺老总都说：“你发财了！”当时部队是供给制，贺老总虽然级别高，但家里孩子多，钱紧，他也羡慕我拿到这么多的稿费。要知道，我在蒙自三年，只吃过三次米线，还都是别人请的，当时部队不发薪水。
W：哈哈，这笔稿费怎么花掉的？
白桦：我花了100块钱，在昆明包了两桌席，请摄制组的人吃饭。那时吃的是50元一桌的酒席，在昆明算是顶级了，饭馆要提前一星期预约和准备。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说：白桦太奢侈了！
那时候年轻，我也没成家，拿了大把的钱，不知道怎么花，反正钱没花完，第二个剧本的稿费又来了，4000元！我买丝绸被面，还买了一辆当时非常罕见的摩托车，在街头呼啸来去，所有的人看得掉眼珠子。
W：那是你最风光的日子，听说还是卢汉的座上宾？（卢汉曾任云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
白桦：卢汉对团结各界人士比较用心，时不时开场舞会，或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我去他家吃过几次饭，他家里有一道菜叫“乌鱼锅贴”，做得很不错。多年没尝过，没想到前一段时间竟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馆子吃到了。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
W：你怎样评价你的孪生哥哥叶楠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剧本的三分之一，都出自你们兄弟俩之手。叶楠先生虽然去世了，但他写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电影，如《巴山夜雨》、《傲雷·一兰》、《甲午风云》。
白桦：他是个老实人，也一辈子活得拘束。他就是做到海政创作室主任的位置上，也羡慕我，说我活得自在，还说当弟弟舒服，下辈子要跟我换过来。其实我挨整时，他倒没怎么挨整。
图注：白桦（左）与孪生哥哥叶楠
W：你有这么自在？枪林弹雨不说，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又被迫中断了创作。我好奇的是，你给人的印象总是这么温和、宽厚，但你的作品又是那么“标新立异”，几乎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伴随着巨大争议。
白桦：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几年前，上海为我的长篇小说《一首情歌的来历》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个研讨会，而对我的作品批判会，我倒是参加过百次以上。所以这样的会对我来说很新鲜，当时都不好意思参加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年，丁玲特意赶到云南个旧参加作协的会议，为的是看看我的发言如何标新立异？胆量又是如何地超人？会议结束后，她却颇为失望地说：“你很温和嘛！”
我还记得“文革”后，钢琴家傅聪第一次回到上海，大年夜在我家，两瓶茅台，和我对饮通宵。我问他在外面最难耐的痛苦是什么？他说，最难耐的痛苦，是文化的隔膜。那20多年来，他在国内人的目光中是一个“叛国分子”，可在这个“叛国分子”的梦里，是龙井茶，是茅台酒，是渴望用中国的俚语和成语，与朋友们交谈。
当年写《曙光》，是我在“文革”结束前后跑到湘鄂西、洪湖走了一圈以后，从民众的情绪里提炼出来的。当时那个地方有位领导人叫段德昌，在当地名声仅次于贺龙，非常勇敢的将领，上世纪30年代因为“窝里斗”，被自己人毙了。我一听说段德昌临死前留下的“三个不要”，我的眼泪马上“哗”地流出来了。段德昌说：第一， 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二，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离开了老百姓就要遭殃；第三个特别让我震撼，他说，不要用枪弹打死我，为什么？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W：——
白桦：我这一生，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了。但到我这个年纪，名利已是身外之物，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我做的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心？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的话。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我曾说过，我也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飓风总在试图折断我，甚至把我压得倒伏在泥土上，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因为我有思想，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思想了，我是为理想而生的。
所以，我的许多作品虽然快了一拍，尽管引起一些人瞠目结舌，但我坦然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我相信，即使没有我这只三点钟鸣叫的公鸡，也会有另一只三点零一分鸣叫的公鸡。
历史老人是公正的。我相信将来，人们重新看到那个哀婉的故事的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一个作家，后来老死了，但留下了一些诗一样的很温柔的话。
人物简介：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生于河南信阳。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及总政任职。
代表剧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吴王金戈越王剑》、《滇池上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