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昕
谢谢天则所邀请，李凡先生的演讲对我很有启发，各位的评论也非常精彩。关于公民社会，我不准备谈理论，我回到演讲主题，谈现状，谈现实。
一、关于NGO的界定
我认为李凡先生的界定可能比较模糊，数据的估计比较随意，而对此需要详实的实证研究。我认为不能随意放松组织/NGO的概念和标准（尽管可以有所放松），似乎有一种三人行必有组织的感觉。比如，他可能认为几个访民聚在一起就是组织，几个人一起维权就形成了组织，甚至微信群也是组织，技术迅猛发展，微博之后有微信、微话、微聚，等等。如果把这些都视为组织，那就不是他估计的800万了，而是8000万。这样，至少会有两点不太好的后果：
一是会对这样结合的人群产生危险，官方已经很烦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七不讲之一，你说现在公民社会很发达，有很多组织，这些都是组织，官方可能会非常警惕。我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官方不要警惕，没有那么多组织，没有那么多的危险。
强调这一点和我的切身经历有关，我发起的大案公益平台，一个未注册也难以注册的公益行动，通过微信mycase，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如果按照上述标准，可能成了组织，甚至有很多组织，比如，昨晚建立了大案云南，大案重庆，还有无辜者计划，信息公开联盟，旁听庭审促进计划。这样就很麻烦了，李凡先生说领导都得抓，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跟大家探讨问题了。所以，不要把NGO的发展讲的太严重。
在这点上，我赞同贾西津教授讲到的社会民间自治性的自我生长模式，原子化的生存用以描述当下自媒体时代的人群聚集特别恰当，既是一种无中心化的技术时代，也是人人中心的技术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心，我们现在就可以发起一个微信群，而且微信群的发起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随时把别人拉进去。
二是会模糊目标。比如，李先生讲现在结社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我不太赞同。我们大力呼吁，甚至我希望用十年时间部分实现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十年时间也许都不能接近三分之一，你现在说结社自由实际上已经有了，我认为目标还很遥远。
二、如何评估公民社会
需要进行专门的实证研究。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还很弱。我的切身体会可以提供一些特别的视角，从某个维度或侧面对公民社会进行评估。
一是自媒体指数。利用微博进行测试，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观察，不妨试试。找周边微博，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人关心哪怕一点点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我做过无数次测试，结果类似，刚才我在天则所也做了两次测试，刷了300条周边微博，没有一条关注公共问题。不光在我家，在出差的酒店，旅游景点，机场车站，就在天则所这样一个公共研究机构旁边都没有人关心公共问题。对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漠不关心，绝对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表现。因此，从自媒体指数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弱。当然，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可以作为评估的一方面，调查还可以分时段、分地点、分人群。
二是邻里指数。观察你的邻居有多少关心公共问题？哪怕是自己小区的公共问题？我家楼下邻居长期把垃圾放在门口，每天帮他带下去，贴条子让他别把垃圾放过道，没人理。我们能看到三个中国：CCTV新闻联播上的中国；微博上的中国；我们周边的中国。我们的周边，白天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傍晚是一个广场舞的社会，最近我也被同化了，晚上去跳广场舞。
三是朋友指数。可以利用微信进行观察，看看朋友圈有多少关注社会问题和公共问题。当然微信比较特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我的微信朋友圈为例，像我这种人的朋友关心公共问题的人大概40%，至少20%的人从来不关心。
从上述这些特别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然偏弱。
三、公民社会的治理
李凡先生讲到维权作为社会运动，我认为这也得慎重定性。这也会带来危险。维权的几个人可能汇在一起，但这一不叫组织，二不叫结社，三不叫社会运动。而且，这一群体非常松散，极易背叛。我最近从事律师业务相比以前增多，我所在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很多拆迁案件，包括群体性案件，最多的有千人维权，但这些人很容易背叛，维权代表一抓进去后，马上全变了，稍稍收买其中一些，很容易就分化。所以，认为维权群体是组织是社会运动的观点，有些牵强。进而，这种观点还会把律师牵涉进去，因为律师为民众维权，若视为社会运动，律师会增加危险。维权就是维权，维权是一种底线，是人权保障。
对于问题的解决，我赞同李凡先生强调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最关键的是要讲理，讲理的关键是要引入法律，确立规则。有规则才可以讲理，没有规则怎么讲理？而且，政府要带头讲理，遵守规则。确立规则，最重要的法律是法治，特别是达成宪法共识，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党和政府守法。如果党和政府不守法，整个社会不可能建立规则。建设法治，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器，因而是处理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关键。
现在很多政策和做法非常愚蠢的。例如，律师把案件和纠纷带进法庭，是一件好事，但官方却不高兴；你要意识到，纠纷不进入法庭，当事人很可能会走上街头。所以，法律的介入是对政府大有好处。虽然不喜欢“维稳”的概念，但我其实做了不少维稳工作，比如，天安门金水桥撞桥事件后，有一位长期上访的新疆人对说我要模仿，我积极疏导，引导他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不是在帮党和政府做维稳工作吗？我建立的大案公益平台，志愿者来回上千人，目前积极的仍有两三百人，去年一年免费法律咨询五千多，也提供一些法律援助，相信有人进来“监督”志愿者的工作，但会发现大案公益完全是在做公益，是在真正建设公民社会，也是在为政府做“维稳”工作。希望官方转变观念，真正要做到三个自信。
关于公民社会的治理，我简要强调几个观点：第一，法治化。第二，民事化，正如刚刚章立凡先生所讲，放开NGO的登记，进行依法管理，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而现在登记限制极严，就法律公益组织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登记注册，除非是和政府直接合作的机构。第三，体制化，体制化极其强大，像刚才章立凡先生提到的独立候选人问题，只要接受其参与，体制化马上会把独立候选人同化，根本不用害怕，完全可以接受。第四，公民化，所谓居民、老百姓的概念真正转化为公民的概念，公民并不可怕，公民社会不可怕，公民才倡导公共理性，讲道理，依规则，守法律，可协商，非暴力，即使抗争也是采取非暴力合作。公民化，转型为公民社会，才真正对国家有利。放眼中国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暴君与暴民不断循环的历史。要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是有公共理性的公民。
（文章来源：大案）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电子邮箱地址 *
网站
Δ
徐昕：公民社会及其治理
文/徐昕
谢谢天则所邀请，李凡先生的演讲对我很有启发，各位的评论也非常精彩。关于公民社会，我不准备谈理论，我回到演讲主题，谈现状，谈现实。
一、关于NGO的界定
我认为李凡先生的界定可能比较模糊，数据的估计比较随意，而对此需要详实的实证研究。我认为不能随意放松组织/NGO的概念和标准（尽管可以有所放松），似乎有一种三人行必有组织的感觉。比如，他可能认为几个访民聚在一起就是组织，几个人一起维权就形成了组织，甚至微信群也是组织，技术迅猛发展，微博之后有微信、微话、微聚，等等。如果把这些都视为组织，那就不是他估计的800万了，而是8000万。这样，至少会有两点不太好的后果：
一是会对这样结合的人群产生危险，官方已经很烦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七不讲之一，你说现在公民社会很发达，有很多组织，这些都是组织，官方可能会非常警惕。我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官方不要警惕，没有那么多组织，没有那么多的危险。
强调这一点和我的切身经历有关，我发起的大案公益平台，一个未注册也难以注册的公益行动，通过微信mycase，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如果按照上述标准，可能成了组织，甚至有很多组织，比如，昨晚建立了大案云南，大案重庆，还有无辜者计划，信息公开联盟，旁听庭审促进计划。这样就很麻烦了，李凡先生说领导都得抓，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跟大家探讨问题了。所以，不要把NGO的发展讲的太严重。
在这点上，我赞同贾西津教授讲到的社会民间自治性的自我生长模式，原子化的生存用以描述当下自媒体时代的人群聚集特别恰当，既是一种无中心化的技术时代，也是人人中心的技术时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中心，我们现在就可以发起一个微信群，而且微信群的发起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随时把别人拉进去。
二是会模糊目标。比如，李先生讲现在结社自由基本上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我不太赞同。我们大力呼吁，甚至我希望用十年时间部分实现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十年时间也许都不能接近三分之一，你现在说结社自由实际上已经有了，我认为目标还很遥远。
二、如何评估公民社会
需要进行专门的实证研究。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还很弱。我的切身体会可以提供一些特别的视角，从某个维度或侧面对公民社会进行评估。
一是自媒体指数。利用微博进行测试，到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观察，不妨试试。找周边微博，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人关心哪怕一点点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我做过无数次测试，结果类似，刚才我在天则所也做了两次测试，刷了300条周边微博，没有一条关注公共问题。不光在我家，在出差的酒店，旅游景点，机场车站，就在天则所这样一个公共研究机构旁边都没有人关心公共问题。对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漠不关心，绝对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表现。因此，从自媒体指数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弱。当然，这只是一个侧面，但可以作为评估的一方面，调查还可以分时段、分地点、分人群。
二是邻里指数。观察你的邻居有多少关心公共问题？哪怕是自己小区的公共问题？我家楼下邻居长期把垃圾放在门口，每天帮他带下去，贴条子让他别把垃圾放过道，没人理。我们能看到三个中国：CCTV新闻联播上的中国；微博上的中国；我们周边的中国。我们的周边，白天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傍晚是一个广场舞的社会，最近我也被同化了，晚上去跳广场舞。
三是朋友指数。可以利用微信进行观察，看看朋友圈有多少关注社会问题和公共问题。当然微信比较特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我的微信朋友圈为例，像我这种人的朋友关心公共问题的人大概40%，至少20%的人从来不关心。
从上述这些特别的视角来观察，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仍然偏弱。
三、公民社会的治理
李凡先生讲到维权作为社会运动，我认为这也得慎重定性。这也会带来危险。维权的几个人可能汇在一起，但这一不叫组织，二不叫结社，三不叫社会运动。而且，这一群体非常松散，极易背叛。我最近从事律师业务相比以前增多，我所在的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很多拆迁案件，包括群体性案件，最多的有千人维权，但这些人很容易背叛，维权代表一抓进去后，马上全变了，稍稍收买其中一些，很容易就分化。所以，认为维权群体是组织是社会运动的观点，有些牵强。进而，这种观点还会把律师牵涉进去，因为律师为民众维权，若视为社会运动，律师会增加危险。维权就是维权，维权是一种底线，是人权保障。
对于问题的解决，我赞同李凡先生强调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最关键的是要讲理，讲理的关键是要引入法律，确立规则。有规则才可以讲理，没有规则怎么讲理？而且，政府要带头讲理，遵守规则。确立规则，最重要的法律是法治，特别是达成宪法共识，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党和政府守法。如果党和政府不守法，整个社会不可能建立规则。建设法治，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器，因而是处理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关键。
现在很多政策和做法非常愚蠢的。例如，律师把案件和纠纷带进法庭，是一件好事，但官方却不高兴；你要意识到，纠纷不进入法庭，当事人很可能会走上街头。所以，法律的介入是对政府大有好处。虽然不喜欢“维稳”的概念，但我其实做了不少维稳工作，比如，天安门金水桥撞桥事件后，有一位长期上访的新疆人对说我要模仿，我积极疏导，引导他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不是在帮党和政府做维稳工作吗？我建立的大案公益平台，志愿者来回上千人，目前积极的仍有两三百人，去年一年免费法律咨询五千多，也提供一些法律援助，相信有人进来“监督”志愿者的工作，但会发现大案公益完全是在做公益，是在真正建设公民社会，也是在为政府做“维稳”工作。希望官方转变观念，真正要做到三个自信。
关于公民社会的治理，我简要强调几个观点：第一，法治化。第二，民事化，正如刚刚章立凡先生所讲，放开NGO的登记，进行依法管理，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而现在登记限制极严，就法律公益组织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登记注册，除非是和政府直接合作的机构。第三，体制化，体制化极其强大，像刚才章立凡先生提到的独立候选人问题，只要接受其参与，体制化马上会把独立候选人同化，根本不用害怕，完全可以接受。第四，公民化，所谓居民、老百姓的概念真正转化为公民的概念，公民并不可怕，公民社会不可怕，公民才倡导公共理性，讲道理，依规则，守法律，可协商，非暴力，即使抗争也是采取非暴力合作。公民化，转型为公民社会，才真正对国家有利。放眼中国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暴君与暴民不断循环的历史。要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是有公共理性的公民。
（文章来源：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