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不要给报纸脸色，不要给记者脸色，因为我们宁要记者，不要国王。
科斯去世前曾经专门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思想的市场。这里的市场不仅仅是各种思想进行交流和质证的场所，也是新闻的接受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报导做选择性接受的渠道。离开了思想的竞争，搞言论一边倒，不保障每个国民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某一种思想垄断整个思想的市场，其后果就是一国的国民思维退化，懒于思考，人云亦云，不能明辨是非，在特定的时候也是暴力（文革）与愚昧（股市万点房价万年）的温床。
为什么各国的宪法都将言论、思想、出版新闻自由列为国民不可剥夺与侵占一点点的权利？原因很简单：只要还有这些自由，国家与国民就不可能长期陷于错误与愚昧之中。中国近代文化最了不起、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就是民国。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其光彩照人的基石就是新闻自由。
袁世凯想做皇帝，《北京时报》与《顺天日报》等媒体就天天谴责想称王称霸的大总统。黄远生不仅仅拒绝袁世凯担任总撰述的邀请，而且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林白水宁可报馆被封，个人入狱，也要揭露曹锟贿选总统，因为他的信念是：“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1926年《大公报》誓言“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服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立场。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政论与时评摆脱了党派的窒碍。《大公报》既揭发达官贵人的丑态，也谴责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还发表《质中共》、《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
新闻自由的宝贵在于捍卫了民众的知情权。反思一下，如果在1958年中国还有一份能够独立办报的报纸，能够独立调查采访的记者，还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大跃进的悲剧能够出现吗？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还能够肆掠中国的大地？森在研究各国的饥荒时发现，凡是民主的国家，基本上不会饿死太多的人。在信息封闭、舆论一律、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才会出现大悲剧。很难想象一个有着新闻约束的政府敢向手无寸铁的国民开枪，因为民众一旦知道政府的罪行，就会不依不饶追究到底，直到将侩子手送上审判台，这绝不会仅仅是韩国的故事。
林达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麦克唐纳做国防部长的时候为了理清越战的来龙去脉，1967年下令国防部编撰涉及越战决策的所有文献，其中也包括了他作为国防部长的所作所为。这样一份47卷7000多页的档案如实地记录了美国政府的决策错误，证实了越战的非道德的一面。1969年，兰德公司的艾尔斯伯格查阅这批五角大楼文件时，尽管已经签署了不得复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证书，但为了终止非人道的越战，他复印了属于最高机密级的这一批文献。
艾尔斯伯格请拥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公布这些文件，没有议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事关泄密与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只得求助于《纽约时报》的无畏记者希汉。当美国国防部得知《纽约时报》决定公布越战档案时，愤怒不已，要求司法部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试图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纽约时报》的报导。最后，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法院判决如下：“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由此，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大白于天下。
杰弗逊曾经说过：“如果在报纸和政府之间一定要选择一个，我宁肯选择报纸，而不要政府！”一个捍卫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美国才是二战之中欧洲的科学家投奔于它而不是苏联的理由，也才是个人创造力不会受到压抑的保障。哪怕是非洲最穷的人民，获得充分的信息也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据：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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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明：宁要记者 不要国王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不要给报纸脸色，不要给记者脸色，因为我们宁要记者，不要国王。
科斯去世前曾经专门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思想的市场。这里的市场不仅仅是各种思想进行交流和质证的场所，也是新闻的接受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报导做选择性接受的渠道。离开了思想的竞争，搞言论一边倒，不保障每个国民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某一种思想垄断整个思想的市场，其后果就是一国的国民思维退化，懒于思考，人云亦云，不能明辨是非，在特定的时候也是暴力（文革）与愚昧（股市万点房价万年）的温床。
为什么各国的宪法都将言论、思想、出版新闻自由列为国民不可剥夺与侵占一点点的权利？原因很简单：只要还有这些自由，国家与国民就不可能长期陷于错误与愚昧之中。中国近代文化最了不起、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就是民国。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其光彩照人的基石就是新闻自由。
袁世凯想做皇帝，《北京时报》与《顺天日报》等媒体就天天谴责想称王称霸的大总统。黄远生不仅仅拒绝袁世凯担任总撰述的邀请，而且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林白水宁可报馆被封，个人入狱，也要揭露曹锟贿选总统，因为他的信念是：“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1926年《大公报》誓言“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服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立场。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政论与时评摆脱了党派的窒碍。《大公报》既揭发达官贵人的丑态，也谴责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还发表《质中共》、《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
新闻自由的宝贵在于捍卫了民众的知情权。反思一下，如果在1958年中国还有一份能够独立办报的报纸，能够独立调查采访的记者，还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大跃进的悲剧能够出现吗？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还能够肆掠中国的大地？森在研究各国的饥荒时发现，凡是民主的国家，基本上不会饿死太多的人。在信息封闭、舆论一律、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才会出现大悲剧。很难想象一个有着新闻约束的政府敢向手无寸铁的国民开枪，因为民众一旦知道政府的罪行，就会不依不饶追究到底，直到将侩子手送上审判台，这绝不会仅仅是韩国的故事。
林达先生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案”。麦克唐纳做国防部长的时候为了理清越战的来龙去脉，1967年下令国防部编撰涉及越战决策的所有文献，其中也包括了他作为国防部长的所作所为。这样一份47卷7000多页的档案如实地记录了美国政府的决策错误，证实了越战的非道德的一面。1969年，兰德公司的艾尔斯伯格查阅这批五角大楼文件时，尽管已经签署了不得复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证书，但为了终止非人道的越战，他复印了属于最高机密级的这一批文献。
艾尔斯伯格请拥有豁免权的国会议员公布这些文件，没有议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事关泄密与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只得求助于《纽约时报》的无畏记者希汉。当美国国防部得知《纽约时报》决定公布越战档案时，愤怒不已，要求司法部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试图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纽约时报》的报导。最后，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法院判决如下：“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由此，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大白于天下。
杰弗逊曾经说过：“如果在报纸和政府之间一定要选择一个，我宁肯选择报纸，而不要政府！”一个捍卫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美国才是二战之中欧洲的科学家投奔于它而不是苏联的理由，也才是个人创造力不会受到压抑的保障。哪怕是非洲最穷的人民，获得充分的信息也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不要给报纸脸色，不要给记者脸色，因为我们宁要记者，不要国王。
（据：三剑客）